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明确反对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观点,主张对中西文化采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发生了积极的作用，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第一，他积极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成就”。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类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国的文明而消化之，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民族吸收了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欧洲今日的文明。中国自汉至宋逐步吸收了印度文明，而在哲学、文学及美术，“得此而放一异彩”。但自元以来的600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趋羸弱”。这种历史的回顾和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批判了那种单纯指摘别人缺点而拒绝学习的妄自尊大态度。

为了使我国文化学术尽快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主张广泛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他说：“吾人为集思广益起见，对于各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以国体相同，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所欢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学美术之优美，彼此互相接近，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中之法兰西，更绝对的欢迎”。蔡元培从上述思想出发，在对北京大学革新中广泛容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许不同学派的观点自由讨论，使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加以比较、吸收和创新。同时，他还把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作为北大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蔡元培的主张和做法，不但使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一个中心，而且也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某种促成作用。

第二，他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他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学习要择善而从，取分析的态度，为我所需，为我所用。他特别强调吸收外国文化应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预备，而只有消化才会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认为单纯模仿、照搬照抄，只是一种稚拙的举动；而全盘欧化，则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于他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殷切勉励我国留学生应具有坚强毅力，发奋图强，“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而我不为其所同化”。切勿志行薄弱，“弃损其我而同化于外人”。这些针砭时弊的金石之言，在今天看来也仍然不失其价值。

第三，他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不固守成法，而重视创新。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传统文化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它”。他在阐述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时曾说：“纵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他既反对那种拒绝外来文化、故步自封的国粹派，也不赞同消亡民族个性的全盘欧化论，而主张中西兼容、融汇创新。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对于文化学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蔡元培这种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中西文化观，是适应了近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生动活泼，在反封建的号角下，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建立了不朽功勋。但其间存在的“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的片面性、绝对化的思维方法，因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使它不仅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且也困扰了尔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内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在党内的表现。从这样的历史角度来看，仅就文化的发展而言，蔡元培文化观的进步性和时代精神就更加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