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以2008年的奥运盛典和2009年国庆60周年为标志，中国的发展复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中国开始以强国的姿态进入世界以及世界如何面对和接纳日益强盛的中国的阶段。这一阶段，仍然是可以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也明显地进入了一个与外界摩擦增多、与世界加深磨合的第二成长期。
中国成长利益与外界碰撞加强的这种趋势不会马上消散，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造成摩擦磨合增多的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国家实力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国际社会心理承受的预期；二是全球化诸多不平衡状态在中国对外关系上的聚焦；三是中国发展的利益诉求和拓展进入与他国的“核心利益交叠区”；四是西方对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运用实力的“不确定性”的担心。
当前，审视发展进程的跃升与形势的变化，因应战略机遇期中的摩擦与磨合，迫切要求中国的对外战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下，需要结合新情况、新形势进一步创新外交哲学，厘清宏观思路，对国家的对外战略作出创新性的调整与补充。
准确把握时代才有全新的战略起点。时代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不站在时代的高度，新时期的对外战略谋划就没有正确的方位。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时代”则是全球化的诸要素、诸特征全面显现的历史时期。它是从冷战结束后才正式开始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信息网络技术是这个时代的物质手段，全球化、科学化和民族化潮流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诉求，和平、发展、合作、治理是这个时代的发展大趋势。全球化时代的概念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对全球化的政治管理多极化，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全球化时代的推动力是新兴生产力和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就时代性质而言是继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而就发展方向而论，则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复兴。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的发展同步发生、相伴而行。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历史条件和客观依据，它是思考和制定中国现代化内外战略的逻辑起点。
两重性特征对国家对外战略形态的深刻改变。全球化时代给国际社会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这就是国际关系鲜明的两重性特征：一重是对抗性，一重是合作性。两个特征交织激荡、并行不悖、相互作用，渗透到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构成国家对外关系复杂性的深刻根源。全球化时代与冷战时代的不同，就是这一时代非单一性的本质和过渡型社会的特质。冷战思维的社会土壤在消退，但仍在顽强表现；合作共赢的利益基础在发展，但还比较脆弱。这种国家间物质利益结构的两重性特征，使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可能的方向和结局，这就为各国政府在塑造国际关系上提供了比过去要大得多的空间，相互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推动国家关系向哪一种可能性偏移，最终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你把对方当成敌人，对方就可能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如今已不是笑谈而是得到印证的事实。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决定论不再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惟一指南，冷战后兴起的建构主义学说也有其发挥作用的道理，国际关系的主观塑造有了真实的用武之地。同时，这种对立合作长期交织共存的复杂性，要求把“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从策略思想上升为国家长期坚守的战略方针，拒绝对外关系的线性思维，不允许国家对政治斗争的处置简单化，需要对抗性政治运作与合作性政治运作的兼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准备与运用都要到位，从而打造综合运用两手的斗争艺术。
要将极端主义势力视为战略性威胁源。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权力结构正在加速发生两个深刻的改变。一个改变是权力的转移，权力正从西方世界转向东方世界，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美国转向中国；另一个改变是权力的分散和流失，权力正从相对稳定的权力行为体手中分散和流失到把握不定的权力行为体手中。前一个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权力的转移状态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使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容易相互视为安全威胁；而后一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权力的分散和流失状态，则导致了各类掌控了一定权力手段的极端主义势力对全球化健康稳定进程的冲击，成为危害各国安全和国际和平发展的新的威胁源。我们看到，三股势力的膨胀势头不仅没能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蔓延，陈水扁式的极端台独势力把海峡安全形势一度拖到了战争的边缘，索马里海盗成为危及国际海上能源供应难以割除的毒瘤，以维基解密所预示的网络微恐怖活动具有极大的颠覆性能量，一些以维护家族权力和私利的利益集团不惜拿国家和国民的命运做赌注。依据传统思维的惯性，一些研究者比较注重第一种情况下的安全威胁，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对第二种情况下的威胁源，虽然注意到了，但却重视不够。严格来讲，认识还没有真正到位，即没有把此类威胁视为战略威胁。
应对全球性安全议题应强化命运共同体视角。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议题多数是超越国界的，有些已属于自然生态和地缘政治的范畴。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由全球化时代提供实现条件，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中国命题”，而是一个“世界命题”，不是中国一家特立独行、单打独斗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与行动的配合。解决全球化的诸多失衡，如气候失衡、经济结构失衡，更多地要靠国际眼光、国际视角和国际平台。例如，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不能每个国家都来追求自身的平衡，各自都强调自己的平衡，否则相互之间就非冲突和顶牛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