査道炯，男，1965年出生，研究偏重中外互动中的非传统安全课题。1982—1995年，先后就读于安徽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夏威夷大学。1995—2007年，分别在澳门大学、日本国际大学、宫崎国际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其间曾赴匈牙利中欧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和香港大学访学。2007年9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要论著包括：《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Building a Neighborly Community: post-cold war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争论此起彼伏，对未来十多年中国外交走向的关注尤为热切。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査道炯教授，请他谈谈自己对中国外交的看法。

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未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情势风云变幻，中国也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巨变。您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査道炯：在任何一个层面，今天的中国都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的凝聚力以及对外交往过程中达成自己意愿的能力也出现了根本性（在某些领域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轻视在国际事务中定式性思维——理论所表述的因果关系——的自我传承力量。比如，尽管1909年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一同努力应对鸦片泛滥的挑战，以种族仇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基础的“黄祸论”同时开始在北美盛行。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对全球发展所作出的正面贡献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或者明言、或者暗示的“黄祸论”影响依然不难体察到。

阐释当今世界情势变化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其学术基础是美欧学者对美欧作为单独的国家、国际事务中步伐协调的主体以及多文明世界中美欧文明演变的归纳和抽象，成型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因果分析，其终极目的是推动思考如何把握好国际风云变幻，使美欧始终立于全球领先地位。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所观察，国际政治学是一个“因为美国而出生、由于美国而成长”的社会科学分支。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和修订，但构成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逻辑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中国是否被欧美定性为大国并不紧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来，围绕中国国家定位问题，国际政治理论界争论不休。按照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应有怎样的国家定位？

査道炯：“大国”既是一个描述性表述（国土面积及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经济规模和增长潜力、军事力量和变化趋势等），也是一个理念性判断。中国是大国吗，抑或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它应具有什么地位（power status）？

当代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调整对外关系的根本取向之前，不是国际政治理论或实践中的大国。此后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在本质上是一种比喻、一种权宜性质的外交安排，“中国不是大国”这个国际政治理论基本前提没有改变。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对中国的定位问题的讨论为例，1999年该刊发表了一篇以“中国要紧吗”（Does China Matter）为题的文章。可见那时关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所应被赋予的地位这个话题，尚无定论。此后不久，该刊以“中国：崛起中的大国”（China: a rising power）为题出版的文集，则暗示着欧美需要开始正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和作用了。2005年，布什政府副国务卿佐利克创造了中国应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表述，并被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接受为标准性的外交词藻。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争论似乎已经告一段落。然而，以什么标尺、由谁来认定中国的国内作为和对外事务举措是否算得上是“负责任”，依旧饱含争议。

事实上，在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话语中，中国是否被定性为大国，并不是一个至关紧要的课题。比中国是不是大国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 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指的是一国不满足于该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涉及包括领土边界、财富的分配、价值体系等其中一项或多项领域——的现存状态，并将改变现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视角下，防范中国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选择。欧美及其盟国的对华政策，遵循的是把握好“力量转移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所提醒的规律，认定中国的发展轨迹是终将取代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要成为继任（国际体系的盟主）国家 （successor state）。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当力量对比发生质变时，军事冲突可能是避免不了的选项之一。

未来应注重外交行为设计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外交面临的结构性掣肘包括哪些？未来我们应如何应对？

査道炯：中国的国际政治学术研究并没有创造出一套在学理上与美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不同的中国式理论。过去六十多年间，中国走过了一个从回应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到试图为中外政治经济互动找到更多主动应对方略的历程。在人们纷纷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日超过美国的背景下，对中国外交作为的外部空间，需要适切把握。

其一，思考未来中国外交的行动空间，特别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处的深层次逻辑，一个有益的尝试便是回顾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框架下，中国的作为在继续主导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美欧政府和社会所引起的本能性、习惯性反应。对中国而言，是否被定性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不是特别紧要的问题，但如何避免被认定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则要求我们把握好我国重大外举措的适切度，稳扎稳打地推进通过外交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

其二，思考追求国家的完全统一、处理海洋和海底大陆架划界纠纷等问题时，我国不得不面对其他大国所没有的掣肘性因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论经济总量如何上升，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如何增加，中国外交所不得不面对的掣肘都具有结构性，难以因为我们单方面的偏好转移而改变。

简而言之，与其宽泛地讨论中国外交是否应该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不如更多地针对具体的问题，从细节入手，广纳政治外交领域之外的中外互动经验，设计出既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又努力避免招致激烈反应甚至围堵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