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以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开始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南方各主要革命根据地陆续丢失。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红三军主力也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到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开始了创建新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

为何把湘西作为首选目标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的战略转移方向是湘西。中共中央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着赣、粤、湘、桂的边界地带转移，然后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新苏区，然后再实行反攻。

中共中央把湘西作为创建新革命根据地首选目标，并非临时的决定，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早在1934年7月，红六军团西征前夕，中共中央就在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指出：“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因此，红六军团的任务为：“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另外，“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到10月下旬，也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刚出发不久，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任务，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明确了进军湘西的目标。

但是，由于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领导人在军事上奉行逃跑主义的路线，而且整支红军队伍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给国民党军以充分的时间来判断红军战略方向。因此，当红军以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后，国民党军继续张网以待，准备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一举摧毁其主力。

错误的军事指挥路线终于导致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会师计划，转向贵州创建新根据地，并得到多数人的响应。但是由于“左”倾领导人的坚持，会议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终于改变了原定的进军方向，提出了以黔北为中心，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目标。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重要的决定在于：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共中央在军事和组织方面的错误，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从而给中央红军以后调整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最坚实的保证。

国际路线怎么打通

中共中央与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暂时得到休整。但对于建立新的中央苏区来说，陕北并非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一方面陕北人口稀少，物产贫瘠，经济补给困难;另一方面，蒋介石不允许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并组织重兵计划围攻陕北苏区。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了下一阶段考虑的重点。张闻天刚到陕北就向党内指出：“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也要打通。主要是为取得政治帮助，要与之发生联系。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剧变，日本加紧进攻我们，我们不仅要取得国际的政治帮助，还要取得技术帮助。”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来到瓦窑堡，不仅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的内容，同时也带来了斯大林关于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这个消息的取得，使得中共中央把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提上了议事日程。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在陕西东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区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

但是，向哪个方向进军?以何种方式打通苏联?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张闻天主张北进宁夏，背靠外蒙，直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毛泽东则力主先东进山西，再转向绥远，最终打通外蒙。毛泽东实际上是不主张单纯为取得外援而北进，而更注重巩固发展陕北苏区及扩大新苏区。他希望通过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式实现与苏联的连通。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之所以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经多次讨论，中共中央终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以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式，进军中蒙边界，进而打通与苏联的联络。

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实施，还必须取得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配合。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来电方向性非常明确，从而解决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上的道路选择问题。9月14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 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夺取宁夏的问题，毛泽东也在会上强调：“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

然而，张国焘却另有想法，他不愿意与一方面军会攻宁夏，而一直坚持以红四方面军攻占甘西的计划。由于胡宗南部迅速逼近，中共中央只好改变原计划，同意张国焘率四方面军主力渡至黄河西岸，然后与一方面军隔河并进会攻宁夏。

可是，敌情变化很快。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发起“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敌情，中央军委于10月30日相应准备发起“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六个师和红四方面军一个军东西夹击，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到两个师，其余部队担负钳制任务。但是由于张国焘同日却命令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不仅导致战役计划流产，而且使胡宗南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道，并沿黄河将红军隔断。这样，中共中央酝酿已久的宁夏战役被迫中止。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最坏打算

面对国民党军的新进攻，中共中央开始重新制定红军的作战计划和战略方向。

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宁夏战役的基础上提出：红军有两个新的进军方向，一是东南，向京汉路发展;一是向东，重新进入山西。与进军京汉路相比，东渡黄河虽然会受到敌人限制，但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

从上述设想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已经作了最坏打算，如果不能粉碎蒋介石发起的新“围剿”，则放弃陕甘宁根据地，东出山西;如果主力红军一旦东出不利，就转战内地，继续进行长征，并寻找新的合适地区来重建革命根据地。

但是，最坏局面并没有出现，战争形势很快朝有利于红军的方面发展。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军轻敌深入，给红军带来了战机。胡宗南部全线后撤，终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暂时又获得安定。

接着，由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参与“围剿”红军，终于在12月12日引发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终于停止了对红军的武力进攻，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得以安定，并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共谈判以及准备对日作战。到此时为止，陕甘宁根据地才真正稳定下来，而中共中央持续努力近三年的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最终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