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随着生存环境和自身目标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出现于欧美的政党，政党成员多是社会精英，党员人数较少，被称为“精英党”；随着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发展和选举权的不断扩大，19世纪60年代以来，以拥有众多成员为标志的大众政党逐渐萌生于欧洲各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学者梅尔和美国学者卡茨则以“卡特尔政党”来反映政党逐渐远离社会而融入国家，甚至成为“准”国家机构的新趋向。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变化，都对政党的存续与发展提出了挑战，而政党的适应性对西方老牌政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效能型适应&回应型适应

现代政党的缘起，就在于社会的阶级冲突，不同的政党作为不同阶级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进行活动。有关社会结构与政党结盟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用以考察和检验政党是否并在何种条件下向特定的社会集团寻求支持，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赢得这种支持。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和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性》一书中，布鲁斯·迪克森对政党适应性问题展开了专门研讨。迪克森将适应性界定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是政党在不牺牲既有政权体制前提下，谋求生存发展的一种改革途径。

迪克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适应性，即效能型适应（efficient adaptation）和回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效能型适应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新的政策行将出台，由此推行组织机构改革，促使意识形态、政策与新的组织形式相吻合。这种适应性可以看做政党在与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采取的现实主义的功能性调整，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政党执政的效能。回应型适应是政党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环境压力时，所做的更为深层次的适应。此类适应性要求远不止于人事和政策调整，而是要求政党精英群体接受的政策不仅仅反映其自身的偏好，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的需求。这种适应性可以看做政党在与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的结构性适应。

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变革

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在国内面临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大众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都使得党已经不可能再仅仅依靠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和严格的控制方式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充满动荡和风险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和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党从入党资格、党员构成、制度化建设以及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不断提高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调整入党资格，完善党员构成。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党如何动员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这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党员的吸纳标准和党员构成的变化，生动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结构，是党在社会变迁中对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的一种政治承认。在入党资格的规定上，我们党逐渐从一个吸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特定阶级或阶层加入的政党，转变为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更具广泛性的、积极吸纳承认党纲即政策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优秀分子加入的政党。最能体现这一转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社会阶层要求入党的态度转变。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吸纳，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的深刻思考和权衡，有助于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党员构成看，据2010年6月28日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党员的整体结构向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的阶级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党的社会影响力有了新的提高。

重视制度化建设。这种制度化的努力首先体现为组织体系的开放性。作为迥异于西方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执政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是致力于成为新时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吸纳并欢迎各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的队伍，进一步改善了党员队伍结构，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在组织管理方式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制、促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强化党内纪律监督机制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制度化的努力。依法治党正在成为党规范自身运行的基本原则。

关注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今天，社会成员的流动状况比以往任何时代要复杂得多，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了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增强。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互动交流时表示，今后五年，党和政府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将“民生”作为政府未来政策的主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

注重文化建设，回应外部挑战。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在面临国内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时，也承受着外部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冲击。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表现为在迎接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同时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提上日程，努力彰显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正如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情感地缘政治学》中指出的，中国代表着力量上升和“希望”的文化。而这无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

社会变迁和政党自身的变化合乎逻辑地表明，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经历时代变迁而生存，就必须不断增强组织的适应性，有效地回应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挑战。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组织或程序经受的环境挑战越多，寿命越长，其适应性就越强。一个已经适应环境变化、主要职能经历过一次或多次变更仍能继续存在的组织，同未经历过上述种种变化的组织相比，适应性也就越强。而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能吸收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新社会势力的政党体系。显然，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党员基础、整合合法性资源、努力提高自身的制度化水平等多方面的努力，已经对所处的外部环境作出了积极的应变，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了自身作为政党组织的适应性。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