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位党代表到单位传达党代会精神，党员们不满意其照本宣科式的宣读已经公开发表的党代会文件的传达模式，向其询问本次党代会的选举情况，尤其是被选入担任党委常委的同志在选举中的得票数，但未想到党代表很严肃地回答：对此我没有传达任务，这属于保密的范围。顿时党员们在惊愕之下，纷纷摇头，表示难以理解。类似的情况在党内生活中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把本应完全向党员公开的党代会选举状况（包括党的领导人及领袖人物的得票数、差额选举的情况、弃权票等）秘而不宣，由来已久，早已成为党内生活中一种习惯性的做法。
从本质上讲，民主选举是公众意志的表达，因此选举结果无保留地向公众公开，就理所当然。党内选举也理应如此。将党内选举结果完全向党员群众公开，是列宁生前一直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党内民主的题中之义。在世界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民主选举，包括议会议员的选举、政府首脑的选举、国家元首的选举、政党内部的选举、社区的选举，都毫无例外地要完整公布选举结果，尤其是公布当选人的得票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基本的程序就是按照得票多少来确定所公布当选人的排名顺序。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有利于客观公正地反映选举结果，有利于尊重选举人的意愿表达，有利于社会监督及对当选人的鞭策。
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会对选举结果即对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排序及公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到1927年5月党的五大，在党代会基本处于秘密状态、对当选人只能进行有限的党内传达的情况下，对当选人的排序大致是按当选人在党内的地位、职务及在党外的影响来进行的，依序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等。
1928年6―7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党的六大，对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第一次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公布。在当选的23名中央委员中，人们熟悉的毛泽东列12位、周恩来列14位、任弼时列18位、瞿秋白列21位、张国焘列23位。1945年 4―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对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排名公布，特别注明：“按得票多少排列，票数相等按姓氏笔画排列”。在44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依序排名前三，周恩来列 23位，在党内虽犯有重大错误但仍被毛泽东建议选入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位列最末两名，其中，在王明名字后特别注明“321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向党内外公布的当选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排名，仍然按照七大的作法，即注明：“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在97名当选中央委员中，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依序位列前六。但在此之后，这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惯例的做法，就中止了。
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对党内外公布的当选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排名，在“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之后，特别注明：“以下按姓氏笔画次序排列”。这一是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二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及一大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贵囿于及掩盖自己在党代会选举中得票不高的窘况，而采取的一种模糊党内选举真相、有悖民主政治惯例的做法。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以后又大体上延续下来。1973年 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是在毛泽东的名字后注明“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是在华国锋的名字后注明“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遗憾的是，在拨乱反正中并没有对这种作法进行必要的澄清和坚决的改正。
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委员的选举结果的公布上，在党的八大及八大以前，主要是按当选人在党内的地位排列为序；在党的九大及九大以后，基本上是按当选人的姓氏笔画为序。
在民主选举中按当选人得票多少为序向公众公布选举结果，好像只是一个民主的“细节”，但实质上它既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普遍的基本惯例，也是民主选举的一个普遍程序。党内民主也应如此。在这个“细节”中实际上包含着平等、公正、尊重、程序、监督等现代民主的理念，是大不应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当然，由于民主选举所客观具有的复杂的、或然的、非理性的种种因素，当选人所获票数也许并不能真实反映当选人的德才全貌，例如在党内外、国内外都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其能力才华、党性修养及道德人格深为人们尊崇，但他在党内仅有的三次“中央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的排名中，有两次位列中后，一次未进前五。所以，理智的人们并不会以得票多少论英雄。但是，如果不愿、不敢、不能按当选人得票多少公布选举结果，则直接涉及对待民主的基本态度问题，涉及公信力的问题。
五六十年前，老一辈革命家及许许多多对党做出杰出贡献的老共产党人，他们以宽广的胸怀和难能可贵的超越自我的公心，欣然接受和采用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惯例，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党的八大向党内外公布的当选中央委员的97人中，除最末一名为王明（陈绍禹）外，倒数几名几乎都是对党有过卓越贡献、当时在党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老共产党人，如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倒数第二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倒数第三名）、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倒数第七名）。这种真实反映党内选举的举措，在今天的不少党内选举中似乎很难看见了。处于新世纪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的当代共产党人，我们理应在这个重要的党内民主选举的程序上，澄清是非，革故鼎新，向老一代革命家学习。在这个理应做到的“细节”上迈出的一小步，也许会迎来发展党内民主的一大步。现在正值各级党代会频频召开之际，此其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