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目光如炬的鲁迅先生，曾以如刃之笔刻画了中国文化的众生相：“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三种态度、三种立场，迥然不同，实质却一，都是为了利益。文化不同于政治与经济，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规律。然而在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中，文化的价值往往遭到亵渎，文化的规律往往遭到扭曲。放眼神州大地，处处都在打造文化景区、天天都在擦亮文化名片。幸亏中国历史足够古旧与悠远，炎黄二帝、孔孟老庄、秦皇汉武，乃至三国两晋、唐宋明清，但在“土地财政”与“经营城市”的狂潮中，大批古城、古镇、古庙、古墓被破坏，却又建造了大批假古董、假文物，古装影视、某家讲坛不消说了，哄抢了圣君贤臣，又哄抢奸臣恶棍，哄抢了历史真人，又哄抢文学神话，虽以文化传承相标榜，谋求的都是旅游与票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当体现文化自身的价值，尊重文化本身的规律，如果仍然将文化作为商业的婢女甚至赚钱的工具，这样的文化怎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文化的悠久，作为一种资源，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炫耀与自豪之便，但也会因其历史因袭的沉重而令人沮丧。5000年的传统文化，毕竟是与当时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对于已经进入航天和信息时代的今日中国来说，由于文化相对于政治与经济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延展性，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上难免有着岁月的积淀，而这种积淀往往是良莠并存，利弊交织，而且极易成为接受新事物的文化与心理障碍。如果今天的人们仍然将先秦诸子作为今日中国的思想资源，蹈常袭故，抱残守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且不说这资源中有多少合理成分，但这首先证明，在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上，在对人类的思想文化贡献上，今人的确不如古人。

创新不但有困难，而且有风险。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等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鼓吹改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上议院之公案也。周厉无道，国人流之于彘，此下议院之公案也”。似乎西周、春秋时代就有“两院制”。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梁本人也承认：“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住自不免。”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先生提供了另外的思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鲁迅先生并非要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在《拿来主义》中指出：“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我们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境界与精神。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