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蒲寿庚研究几个问题的述论

蒲寿庚，宋末泉州人，少豪侠。与其兄蒲寿宬在泉州贸易，资金雄厚，并拥有大量的海舶，时称“蒲舶”。南宋咸淳末，因为击海盗有功，后得拜提举泉州市舶使。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蒲氏掌握了泉州的财税，又控制了相当的海上力量。景炎元年（1277年）投降元朝，忽必烈拜其为昭勇大将军，后历任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仍领泉州市舶，至元十五年（1278年）官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终平章政事。

蒲寿庚在宋元之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是《宋史》、《元史》等正史都不设其本传。直到晚清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和柯绍忞的《新元史》开始，方始为蒲寿庚立传，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史家的关注。关于蒲寿庚的研究，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桑原骘藏开始发其端绪，桑原骘藏发表关于蒲寿庚的论文多篇，这些论文后来汇编成书，名为《蒲寿庚の事迹》（东京：岩波书店1935年）。桑原骘藏关于蒲寿庚的研究在20年代末即被介绍到中国来，通行的是两个中文译本，一是冯攸译《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另一是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其翻译不仅只是简单的直译文字，而是对于桑原骘藏的相关论述相加考订并加以注释，还加上自己的见解。陈充裕菁的译本1954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此后，中国学者对于蒲寿庚其人其事开始注意并加以研究，如黄仲琴的《蒲寿庚兄弟遗族及遗迹》（《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5期），王重民的《考蒲寿庚降元之年月日兼记泉州绅士林纯子颜伯录事》（《大公报》1947年9月24日），韩振华的《蒲寿庚国籍考》（《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年8月5日）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罗香林先生发表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一系列关于蒲寿庚的论文：《蒲寿庚研究导论》（《星岛日报·文史》1948年12月16日），《蒲寿庚家族之文学渊源（上，下）》（同前，分载于1949年5月22日和1949年6月5日），《蒲寿庚子孙考》（《文风学报》1949年7月），《蒲寿庚家族与回族关系考》（《南洋学报》1951年6月），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蒲寿庚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一书，此后又出版了《蒲寿庚研究》（香港：中国学社1959年）。在20世纪上半期，在众多蒲寿庚的研究者当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桑原骘藏外，罗香林先生的研究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对于蒲寿庚的研究，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史料的缺乏，宋元时代的正史、私家笔记、方志材料等的关于蒲寿庚的记载均寥寥数笔，而又多语焉不详，给研究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蒲寿庚研究中有很多问题在当时就存在着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桑原骘藏和罗香林先生的一些观点和推断，开始受到学者的质疑，在很多地方都有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地方，本文仅就蒲寿庚的籍贯、其在宋朝的仕宦履历，以及其降元的问题上，简单介绍一下各家的研究观点。

（1）蒲寿庚的籍贯问题

关于蒲寿庚的籍贯有两说：阿拉伯说和占城说。最早提出蒲氏籍贯为阿拉伯的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①]桑原骘藏也主张蒲氏为阿拉伯人，可能桑原骘藏在研究时并未能参考藤田丰八的研究成果，而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其主要是用对音的方法来立论的，根据是其时中国对于外国人之姓氏，常用“蒲”之称谓，“蒲”可能就是阿拉伯人名字之前Abu或Abou的对音，中国史籍中阿拉伯人姓蒲的亦为数不少。研治中西交通史的权威张星烺先生也认为，根据《宋史·大食传》，“宋初来中国之使者姓名，多冠有‘蒲’字，寿宬及弟蒲寿庚之为阿拉伯人，可以断然无疑。”（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地学杂志》1928年第4期）

张秀民的《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页323-333）列举外国来华使节姓蒲的有注辇国、勃泥国、三佛齐国等，为数亦不少，占城人来华姓蒲的例子则更多，有贡使、商贾、平民等。占城说最直接的证据是郑思肖《心史》：“蒲受畊，祖南蕃人，富甲两广，据泉州叛。”“受畊”即是“寿庚”，郑氏连江人，与泉州相去不远，又与蒲寿庚为同时代人，所记自比较可信。根据张秀民的考证，南蕃显然不是指西域阿拉伯，而是指占城。其在《占城人入居中国考》（《中越关系史论文集》，页275-322）一文举占城人在宋元明清之时移居中国之例甚多。

岳珂《桯史》卷十一所记广州有一蒲姓富商，“番禺有海僚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曰番人，本占城贵人也”。桑原骘藏根据此条记载推断，蒲寿庚兄弟即可能是岳珂所记的蒲姓富商之后，并认为蒲姓大商来自占城，实际上是来自占城的回教徒，占城的回教徒则是来自阿拉伯。针对桑原骘藏的观点，韩振华先生的《蒲寿庚国籍考：驳桑原骘藏氏“侨居广州之占城蒲姓出自阿拉伯伊斯兰教徒”说》，对于桑原所举的四项论据逐一进行批驳，最后的结论是：“蒲寿庚祖先乃占城人，非占城之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如必须依据桑原氏之说，非待另有新证据之提供，恐难再使吾人置信不疑。”（韩振华：《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页440）

关于蒲寿庚的籍贯问题，由桑原骘藏提出的阿拉伯说一直以来影响较大，许多版本的教科书、工具书以及学术专著等都采其观点，而韩振华、张秀民两先生的占城说在40年代提出，虽然理据比较充分但是影响较小。[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如韩先生所言，须得依靠进一步发掘史料。

（2）关于蒲寿庚在宋朝的仕宦履历

蒲寿庚在宋朝出任泉州市舶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对于其所任泉州市舶使的任期，分歧很多。桑原骘藏根据《宋史·瀛国公纪》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三十年”的记载，判断蒲寿庚在泉州提举市舶将近有三十年，完全控制了海上贸易的财源，成为泉州地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罗香林则认为蒲寿庚泉州市舶使的任期有十七年，也是相当之久了。陈自强先生在《“蒲寿庚宋末提市舶三十年”说考辨》（《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中，对桑原骘藏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根据泉州地区祈风石刻等原始材料，结合正史、私家著述笔记等资料，考出在淳祐七年（1247年）至咸淳二年（1266年），泉州提举市舶的共有8人，又统计从南宋建炎二年至咸淳二年之间138年间，出任该职的有七十余人，平均任期不到两年。根据当时的情势判断，宋廷是出于笼络蒲氏的需要才授其该职，其结论是蒲氏提举市舶竟然不足七个月。显然，任期七月与三十年相差实在太大。不过从陈自强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蒲氏在泉州市舶使的任期时间不长，地位亦是有限。

桑原骘藏认为蒲寿庚除了通过提举泉州市舶而在泉州建立了强大的个人势力外，还进一步向外地扩展势力。根据其论证，蒲寿庚在南宋咸淳末年（1274年左右），升任为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蒲寿庚有了这样一个职衔，可以使得闽地一路的兵事民政以及沿海水军都可以归于其统领。而在景炎元年（1276年）又获授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这样不仅是进一步巩固他在福建地区的海陆军权，并且将势力由福建伸展到广东。（冯攸译：《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页212-213）。对于这一论述，苏基朗先生的《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收入《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页10-11）指出其中的疑点甚多。根据《宋史·瀛国公纪》所记蒲寿庚降元事，蒲氏在宋朝的官职为市舶使及招抚使。蒲寿庚是否官至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宋代福建安抚使按惯例应由福州知州兼任，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如何得以出任该职。根据苏基朗先生的判断，现存的提及蒲寿庚的明代方志以及相关文献中，蒲寿庚降元时的官位，并无安抚之称。元朝人的文字，也无曾任安抚使之说。而根据宋代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一贯传统，蒲寿庚在短短的两年间由权位极低的武官，升任只有资深文官方能出任的帅职，显是不可思议，大违宋代的任臣惯例。至于蒲寿庚曾出任福建广东招抚使，也是存在着同样的疑问。可能是出于讹传，所据史料不可尽信。

（3）蒲寿庚的降元问题

蒲寿庚降元是宋元战史中的一个重要关节。蒲氏提举泉州市舶，其经济实力雄厚，而又有私人海上力量，对于元朝来说自然是一个相当的助力。不过在这一点上，桑原骘藏和罗香林似乎都是过份夸大了蒲寿庚降元对于当时局势的影响力。如桑原骘藏曾云：“蒲寿庚弃宋降元之事，影响于宋、元运命之消长，至为重大。盖蒙古军之陆上战斗力，当时虽有天下无敌之慨，然其海上活动，殆全无能力可言……而今管理海上通商，精通海事知识，且能自由调遣多数海舶之蒲寿庚，竞降附于元，且助元以征伐东南。此就元朝方面言之，可谓获得莫大利益。然就宋朝方面言之，则实受无上之打击矣。”（冯攸译：《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页203），罗香林亦认为蒲寿庚“保南宋沿海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元师席卷而南，蒲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离琐尾，既失市舶财利，复丧舟师实力，凭藉既虚，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诸贤臣奔走勤王，亦无补于国运之侵移矣！其影响于宋元时局之递变者，至巨且大”。（罗香林：《蒲寿庚研究》，页233-234）。

蒙古为一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不擅长水战，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观点而已。而实证的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如李天鸣的《宋元战争中元军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战法》（收入宋晞编：《国际宋史研究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页273-294），以及萧启庆的《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汉学研究》第八卷第二期）都可以看出，蒙古兴起时并不擅水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水军得到迅速的发展，实力相当强大，战术亦极为先进。这实际上是从一侧面否定了蒲寿庚降元这一事件之于当时宋元战局的决定性影响。

关于蒲寿庚在泉州地区的势力，苏基朗认为是以往都估计过高了。因为从市舶使的职掌来看，市舶使为管理一切有关海上贸易的事务，如蕃舶进出的登、征收关税，买卖官方规定的禁榷商品，款待蕃商等，但并非能随意调度所有商船，而且其权力只限于泉州一个港口，还没达到所谓的“凡海舶不令自从”的地步。而且蒲寿庚降元，也不是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在其背后有着一股强大势力在支持他。根据苏基朗的考证，蒲寿庚能降元，除了本人的家世和政治经济影响力之外，还得依靠当地左翼军的衷心支持。左翼军将领以及节制左翼军的地方官等等，是蒲氏降元背后的一股强大的地方精英集团，他们对当地政治和军事等各项事务，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否则单凭蒲氏一人一姓的实力，是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政治效果。（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页21）

最后是对于蒲寿庚降元的评价问题，郑思肖为南宋遗民，自然是斥蒲寿庚为叛臣。此种态度自然为今日所不取。就像李松茂先生所云的，“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曾到中原来建立地区的或全国性的政权。蒲寿庚本来不是汉族人，我们就不必要求他为南宋尽忠效死，当然，也无需为他的投降元朝大唱赞歌”。（李松茂：《蒲寿庚及其后裔事迹》，《历史教学》1988年第6期）从另一方面来看，蒲寿庚及其家族宋末元初以来一直都长期掌握控制泉州市舶，而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在元代时达到了极盛，蒲氏为恢复和发展东南沿海的贸易以及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相当的贡献，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

作者简介：朱慈恩，江苏苏州人，1977年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联系地址：上海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历史学系博士信箱。

邮编：200241

电话13795411981，021-54343842。

电邮schmo2000@163.com

[①]藤田丰八的《玉尔氏注马哥波罗旅行记补正》由何健民译出，收入《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其影响不如桑原骘藏。

[②]韩振华《蒲寿庚国籍考》原载于《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年8月5日，张秀民在《占城人移入中国考》中即提出蒲寿庚为占城人的观点，原载于1948年《学原》的第二卷第二期，后又详加论证，以《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为题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上述诸文，搜求不易，故而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