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会议的历史性贡献

□吴升辉

1930年6月11日至13日在福建上杭南阳“龙田书院”召开的南阳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南阳会议在丰富“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内容，制定和完善正确的土地政策，推动苏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重温这段光辉的革命岁月，感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和丰功伟绩，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南阳会议，总结了红军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一年来闽西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通过了邓子恢起草、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决议案。对当时闽西的土地、婚姻、经济、财政等政策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闽西等地区的政治、军事等问题做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阳会议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被毛泽东称赞为“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1928年，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在土地分配中首创“抽多补少”的分田经验，后写入中共闽西“一大”《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随着闽西土地革命的深入，肥瘦平均分配问题成为当时富农与贫苦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一个斗争中心。南阳会议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中共闽西“一大”的土地政策中关于“抽多补少”和“不得妄想平均”的文件作了修正，规定土地分配的政策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再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这是对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丰富和发展。会上，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闽西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等新经验，并将“抽肥补瘦”原则写进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自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成为摧毁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的锐利武器。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闽西创造的历史性贡献。这一规定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平均分配的要求，从而获得了最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条土地分配政策，在以后各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上杭南阳由此成为我党土地革命政纲的制定和完善地。

南阳会议贯彻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对《古田会议决议》进行了重要补充。南阳会议传承了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鲜明特色、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总结了红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了“建立贫农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权”问题及解决办法，要求“红军及赤卫队是革命群众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重要工具，这个重要工具的组成分子，必须完全是工农革命分子而不能有流氓掺杂其中”。会议通过的《流氓问题》决议案，对红军队伍中如何保障党的领导和红军的纯洁性，“保障红军这个工具为工农阶级所用，而不致被流氓领导了去走入歧路，使革命走向失败”，提出了很好的措施办法。南阳会议正确分析了流氓的社会地位及作用，梳理了流氓问题这个革命斗争中的严重问题，确定了党对流氓的总策略，提出了革命队伍中洗刷流氓意识消极影响的重要性。这些规定既丰富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内容，也为第二阶段的“汀州会议”开展汀州整编，建设一支“完全是工农革命分子”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思想保证。

南阳会议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推进苏区经济建设措施具有重大突破。在南阳会议上,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做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分析了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对闽西的土地、婚姻、经济、财政等政策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南阳会议认为,经济问题与战争问题是有密切联系的,决定保护纸厂、烟厂生产,保护贸易自由和奖励出口,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制定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鼓励贫农创设“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组织信用合作社流通金融等，有效保障了广大农民利益。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彻底解决奸商和反动派勾结破坏苏区商业和金融的行为，南阳会议首次提出“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发行钞票,建立金融体系”，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1930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家股份制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诞生,同时,苏区的县区乡也普遍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大力扶持劳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急需的资金周转困难，不仅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对进一步废除高利贷,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