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金贤：我对习书记印象最深的事情，首先就是勤奋好学。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讲话，许多用典都是信手拈来。这都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阅历，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他什么时候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而且什么书都看，基本上是把整个空余时间都放在读书学习上。白天不下乡的时候，他会准时到办公室，看文件、看材料，找人谈话。业余时间，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那些日子里，我晚上加班回家，总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打不动地看书，每一个县的县志，是他的必读书目。记得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在县城溜达，转着转着就转到了新华书店。进了书店门，就看他两眼直放光。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寿宁县城书店里还有这么多好书啊！”他总共买了八九本，有马恩列经典著作，有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还有一本清末小说《九尾狐》，我觉得非常新鲜。

他亲口给我讲过，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是带了一箱子书下去的，连词典、字典都带去，看不懂的字、不理解的词义，就翻字典、词典，每天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日积月累地读书。他来宁德，也没有什么随行的东西，除简单的被褥衣服外，全都是书。当时国内各地正在流行跳交际舞，年轻人都在学、都在跳。他当时一个人在宁德，但从来没有见他去跳过一次舞，也没有去唱过卡拉OK，就只爱读书。记得有一年元旦，他让秘书回家探亲。晚上8点多，我与时任宁德县委书记陈修茂不约而同到他家里找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有一本书正翻看了一半放在灯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他如果不是这样博览群书、勤学积累，没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一番作为，就不会形成当今指导中国发展道路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他看事物总是站位很高、立足长远，深谋远虑，而不是只谋一时一地。这一点从《摆脱贫困》这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为什么要提出“摆脱贫困”而不是“消除贫困”呢？因为他考虑到，摆脱贫困其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而这种贫困消除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仅仅是一个“摆脱”，就要多少年一步步地努力，“消除”就更难了。所以，这也与他提倡“经济大合唱”，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密不可分，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他讲的这些话，大家都能听懂，也能接受。

第三，就是他处事果断、笃定。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那年的5月，正是敏感时期，大家说话表态都比较谨慎。我们宁德地委计划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但没想到赶上政治风波进入高潮，谁也不敢出来讲话，也不能出来讲话，怕讲错，叫人家抓住“尾巴”。大家就商量，要不要把会议延迟一下。可习书记却拍板说：大胆开。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各个县的县委书记，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各报道组组长。他在会上提出了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鲜明观点。他说，一是要冷静分析思考，认清当前形势；二是要搞好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三是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立足于冷静思考，他还毫不含糊地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讲得非常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也不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这是行不通的。”现在来看，这些话依然声如洪钟，振聋发聩。在当时那个时期，大家听得鸦雀无声，都觉得这个习书记真是高人，敢讲，而且讲得在理，很多疑虑都打消掉了。那个时候，各地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什么话的都有，可是宁德地区却非常平稳，没有人跟着瞎折腾。直到那场风波过去之后，各地搞清理清查，习书记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才引起关注，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还专门把习书记的讲话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真是太了不起了。

今天，我们虽然不在他身边和他共事，但看到他在国际舞台上自信而笃定的神态，听到他优雅而沉稳的讲话，我们深深为之折服。他代表中国传统，代表中国形象，也将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文章原标题《“习书记把‘公仆日’办成了‘连心日’”——习近平在宁德（五）》，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5月3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