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跨越再跨越——十一届全国政协走过五年

“软办法”变为“硬约束”

2011年8月，广东省政协举行了“加快产业转移园建设、推进‘双转移’实现重大突破”专题协商会。不少参会人没想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的汪洋也来到会场。

会后，汪洋颇为感慨地说：“我很受启发。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大家坐在一起协商讨论，这种良性互动是很好的。”

早在2009年9月，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就在省委的指导下，先由广州制定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2011年8月，在总结试行经验的基础上，规程正式出台。

“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这是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对近年政协制度创新的真实感受。

如今，广东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各地市都已自觉把政治协商当作分内事，变“应邀出席”为“主动参加”，变“发表讲话”为“提出意见”。江西，南京、福州、厦门等地都作了类似的决定。从中，你会读出六个字：“制度化”、“程序化”。正是这可贵的六个字，让人民的意愿、民主的施政，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稳步实现着。

制度创新，带来的不仅是制度化的力量，还有制度化的压力。尤其在“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上，为了避免“说了也白说”，广东省在协商程序上规定：政治协商均要形成纪要或建议案；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机制。他们还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同“官帽子”联系起来，成为广东各级党政领导政绩考察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