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要“化”去返乡农民工的隐忧

新华网北京３月５日电（记者秦交锋、李亚楠、刘美子）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也是两会农民工代表关注的焦点。温家宝总理５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现象：“凤还巢”大趋势 “巢”在城镇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人称“农民工司令”，目前正筹划把“司令部”从深圳迁往郑州。两会上，张全收这样解释公司总部搬迁的理由：

“以往招收的农民工，基本上全部安排在沿海就业，现在已有约三成农民工被安排在河南，再过几年，农民工在沿海和内地就业就会对半分。” 张全收的判断得到了多方面的印证：最近，正是农民工节后返岗进城的日子，可是在不少中西部农民工中转大站“春运”已不像“春运”，外出务工人流明显不及往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新现象、新数据共同证实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中西部家乡。

从“孔雀东南飞”变成“凤凰还巢”，可中西部的农民工返乡大多并不“返农”，而是选择在当地的工厂就业、城镇生活。张全收举例说，在河南，仅郑州富士康、海马汽车、格力电器等几个产业转移的代表项目，就可提供近６０万用工需求。有从事工业生产的技术，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有些甚至拥有“第一桶金”，返乡农民工最有可能率先在当地城镇扎下根来，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难坎：从二元到一体 体制“减法”难做

可是，即便没有融入大城市要面临的“鸿沟”，中西部返乡农民工在当地的城镇化也并非一条坦途，还有一道道难坎要迈过。

农民工异乡打工难，难在二元的社保、教育、医疗等体制障碍难以化解。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颍上县古城镇毛圩村农民刘丽，在厦门打工13年，她对农民工游走在城市边缘的生活状态有着深切的体会。“我有一些工友，因为新农合无法实现异地报销，导致有病不看，小病拖成大病。”刘丽说。

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户籍、社保等方面已经逐步城乡一体化，但返乡农民工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农字号”，“含金量”不高。张全收说：“户籍、教育、社保等高门槛导致农民工在沿海大城市难以落地生根，最终选择返乡就业，但在当地县城落户，还是难以享受同户籍挂钩的种种公共服务。”

张全收感叹：“政府应加紧破除同户籍挂钩的各项公共服务制度，引导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落户县城，从而带动当地城镇化的发展。以我的家乡上蔡县为例，上蔡每年有３０多万外出就业，如果这些外出务工的人最终能有一半回乡落户县城，那么上蔡的城镇化水平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可现实是，从二元到一体，体制并轨需要真金白银投入，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向是一大考验。

隐忧：房价高环境差　生存如何“绿色”

农民工难以在大城市安顿下来，一大原因是高房价筑就了高门槛。可是，近年来，一些中小城市的房价也水涨船高，房价收入比与大城市不相上下。

张全收说，据他的观察，农民工返乡后，８０％以上还是选择在农村盖房，在县城置业落户的还是少数。县城的房价虽然远低于沿海大城市，但相比于大多数返乡农民工的收入来说，还是显得偏高。

春节过后，一些小城市的楼盘就有不少返乡农民工前去看盘。如果这部分需求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用来涨价的“刚需”，那么返乡农民工的城镇化成本必将随房价节节攀高。

农民工返回家乡，背后的推动力在于东部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可忽视的是，伴随着产业转移，近年来一些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污染转移，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凸现。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说：“‘吃饭盖着碗，出门捂着脸，一年吃掉一块预制板’，现在中西部地区工厂越来越多，一些县城整天‘云’山‘雾’罩。” 如果城市里水被污染、空气肮脏，不适宜生活，那么“人的城镇化”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

范海涛说，城镇化应该是绿色的、环保的，而不能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吸纳过来，走“黑色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