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临沧中院一法警开警车贩毒 警车滥用问责机制

警车滥用，先问责领导

根据《警车管理规定》，不同单位的警车用途都有明确规定，如法院“用于押解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囚车、刑场指挥车、法医勘察车和死刑执行车”属于警车。但对普通百姓而言，还是从车的外观来感受警车的，比如统一的颜色、车徽、字样等。虽然显眼标识将警车置于公众的眼皮子底下，但并不能让使用者心怀忌惮，各地“警车私用”的例子屡屡见诸报端。

5月22日，山西省武乡县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张某因警车私用被免职。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报，张某开警车在北京办私事，后由一名商人帮助开车，非警务人员驾驶警车属“严重违纪”。

4月25日，湖南省岳阳市一名民警开警车在驾校练车，当事民警被禁闭5天。

3月7日，安徽省合肥市宿松县一名交警开警车“搬家”，后被责令做检查。

虽然都是“警车私用”，但各地对当事人的处理结果却非常悬殊。

《警车管理规定》第23条列举了八种违反规定的情形，如驾驶警车时不按规定着装、携带机动车驾驶证、人民警察证，不按规定使用警车或者转借警车的，要依据人民警察法和道路安全法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

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警车管理规定》里只是说“处分相关人员”，既没有明确谁是相关人员，也没有明确不同类型的处分方式。这就留下了很大弹性的处理空间，常常从轻发落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成为社会热点时，才会动真格的。

在竹立家看来，警车滥用严重，主要是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

“首先，必须把板子打在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身上”，竹立家说，问责分为政治问责、行政问责和道德问责，对警车使用单位的“一把手”，应该进行政治问责。

竹立家表示，即使一些单位没有出台更详细的问责机制，但并不是说“无法可依”。

“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就要按照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说，因为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使用警车违法犯罪的现象，这违反了宪法原则，影响更恶劣。

不过，竹立家坦承，这个问题“真正落到实处的屈指可数。”要解决当前公车、警车使用和管理上的问题，当务之急在于进行“严厉惩处”。

“对滥用公车现象进行严厉惩处，直接当事人该开除就开除，领导人负起该负的责任。” 他说。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