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愈演愈烈 专家呼吁理性看待

最近，中国国内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争议不断升级。国际专家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及环境到底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博士。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成立于1975年，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知名国际农业及食物政策研究机构，在美国、非洲、亚洲拥有约500名员工，其中包括超过250名研究人员。樊胜根博士对国际农业及粮食政策等领域有着30多年的专业研究，同时自2012年以来还兼任世界经济论坛(WEF)食物与营养安全全球议题委员会主席。

记者：最近，中国公共论坛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争论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有的舆论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监管不严，过于放任。您如何看待中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或转基因食品的强烈反应？

樊博士：转基因技术是一个争论比较大的议题。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来看，转基因就是一种技术。任何一种技术都有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这就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评估，从而降低或规避风险，而不是一味回避或拒绝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与收益的评估应该以科学证据为基础。我发现国内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基于科学依据的辩论不是主流，而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争论比较普遍。比如“黄金水稻”在中国进行人体试验就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应。今年9月我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时，曾有中国记者问我，如何看待“黄金水稻”在中国试验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应该以科学为依据，先进行“黄金水稻”的动物试验；动物试验成功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再进行人体试验。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地、以科学依据为基础去审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

记者：美国曾有一些媒体报道称，给老鼠喂食转基因玉米后，老鼠出现生殖能力问题，仓鼠食用了转基因大豆后出现不能生育和死亡率增高的现象。目前世界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是否存在认识误区？

樊博士：与中国情况类似，世界公众对转基因也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与媒体不及时更新科学研究新结论、让公众及时了解关于转基因食品动物试验的某些信息是否正确有一定关系。比如，一年前法国一些科学家经过动物试验得出转基因食品导致老鼠容易患癌症而过早死亡。三个月后，这些科学家将试验数据再次进行分析发现，无法得出老鼠过早死亡的结论。但主流媒体并没有对此进行相关报道。此外，有些媒体炒作菜籽油含有转基因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转基因只存在于蛋白中而非脂肪里。还有，对“有机”农产品的认识，有机食品是目前国际上对无污染天然食品比较统一的提法。有机食品通常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通俗而言，这类农产品没有受到化肥和农药的污染。但并不意味着这类产品不是转基因产品，可能这类产品的种子就是转基因种子。因此，民众需要考虑从哪些载体获得的科学依据可信度高。从权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等了解转基因技术发展情况是比较可靠的途径。

记者：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是否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造成威胁？

樊博士：通过国际科研集团的研究发现，转基因农作物具有很大的增产潜力，较强的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等优势。转基因食品推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其间，欧盟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对许多转基因技术科学研究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截至目前，尚未有科学论证证明食用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但是，一两百年之后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的伤害，这是不得而知的。因未知风险而全面否定或放弃转基因技术也是值得社会公众讨论的问题。转基因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巴西就通过在转基因作物田间建立网格状的森林带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只有通过转基因技术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吗？

樊博士：世界粮食紧缺、环境资源匮乏，我们需要开发高产、优质和节省资源的农作物。虽然传统农业生物技术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像非传统的农业生物科技，如转基因技术则具有很大增产潜力。中国由于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缺乏，粮食供给一部分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大部分农产品，如玉米、大豆其实都是转基因产品。我认为，转基因技术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我曾经呼吁，中国与其进口转基因大豆，还不如自己进行研发生产。国内大豆产量下降很快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大豆品种生产力不高。中国的超级稻技术具有很大的增产潜力，但其推广比转基因技术复杂，因为其采用的传统育种速度慢、所需劳动力强度很大。而转基因技术能加快育种速度、拓宽育种空间等。我认为，在应对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国政府可拓宽思路，考虑将传统与非传统农业生物技术并行。

记者：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的透明度问题？

樊博士：我认为，有效应对转基因食品透明度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行转基因技术试验，并将试验结果信息公之于众，做到科学试验数据透明化。二是创造并鼓励理性的公众讨论氛围，这种讨论与辩论应该是基于科学数据的讨论。三是制定生物技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四是政府应对每一种转基因产品进行评估和认定。五是公开评估结果，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是其中一种方式。

记者：欧盟对转基因的态度比较保守，在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规定后，自2003年7月起允许转基因产品在保证可追溯性的前提下在欧盟市场上出售，相关产品必须从始至终在标签上标出“基因改良”或“加工自某种转基因作物”的字样，食品和动物饲料任意成分中转基因含量低于0.9%时则可以不加标识。为什么欧盟对转基因食品推广持谨慎态度？

樊博士：欧盟对转基因食品推广持谨慎态度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贸易因素。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很开放，大幅增加产量。曾经，由于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导致美国出口欧盟的玉米等农产品数额大减。美国因此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指责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禁令是贸易堡垒。这场争执历时3年，以世界贸易组织裁定欧盟禁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而告终，从而稍微扭转了欧盟对转基因作物严防死守的态度。比如在2004年恢复对转基因产品的批准等。二是政治因素。因为欧盟成员国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以法国为代表的“反对转基因”力量，但英国政府却一直呼吁支持转基因的发展。与官方态度有分歧不同，英法民众都比较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但两国科学界主流却都表示支持。在政体组织方式的约束下，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不得不谨慎。(本报驻华盛顿记者王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