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收入悬殊:隐性福利遭清理 灰色收入因人而异

　　忙闲不均、收入悬殊：公务员绝非仅仅涨工资

编者按涨还是不涨？围绕公务员涨工资问题，近来社会上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讨论乃至争论。不断有公务员把工资条晒到网上，什么职务工资数百、级别工资数百、各种津贴补贴数十至数百不等，合起来少的一两千元，大城市里多的五六千元，看起来确实算不上耀眼，特别是那些高学历的公务员，与他们进入大企业的同学相比心理很难平衡。

然而这些公务员的叫屈、叫穷往往很难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理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建议提高公务员工资，结果被无数网友指责，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情绪。人们认为，公务员就算明面工资不太高，但灰色收入不少，还可以享受各种福利，工作稳定有保障，为何还不知足？

这种印象当然不是没来由的。不管是被揭露的大小腐败分子，还是我们日常遭遇的吃拿卡要，都在无形中描绘着人们对公务员收入的想象。随着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实施，反腐败重拳出击，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全力推进，不少公务员灰色收入被规范、隐性福利被取消也是事实。

当然，灰色收入与优厚福利并不是每个公务员都能享有。总体上，公务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抛开那些大权在手的官员不说，即使同为基层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其间的差别也很大，不能一概而论。

为此，半月谈派遣记者奔赴中西部多地采访，力图为读者呈现基层公务员群体原生态工作生活状况——他们的工资待遇如何？隐性收入多少？工作状态和心态怎样？以及他们的改革愿景和诉求。工资怎么调，改革有学问。期望大家通过这组文章可以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务员这个群体，更理性地看待“公务员工资”问题和相关改革。

工资待遇没有想象那么好

社会上说起公务员，总是投来羡慕的目光，认为是“铁饭碗”“金饭碗”，不过不少吃上这碗饭的人对此并不认同，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普通公务员，不断在网上叫苦叫穷。实情究竟如何？半月谈记者在中西部多地就公务员工资待遇、隐性福利、灰色收入等进行了调查。

“如果年轻10岁，我绝对辞职”

丁波是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管理科科长，说是科长，实际只是个科员，因为城管局是科级单位，只有局长才是正科级干部。

今年39岁的丁波1998年从部队复转到城管局，3年的办事员，然后是14年的科员，月工资最开始400元，一年前，刚刚涨到3200元。

丁波的妻子收入不高，有一个女儿才两岁半。“之所以这么晚要孩子，就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丁波说，现在又陷入两难，养了孩子养不了老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4万元，一个娃就花掉一半。

丁波说自己的女儿从来没吃过奶粉，三四百元一桶的奶粉，对他们来说实在是高不可攀。父母都70多岁的老人了，微薄的退休金自己舍不得花，都补贴在了儿孙身上。

丁波还是个无房户。“这辈子怕是没指望了。”现在一家三口和父母一起挤在80平方米的房子里。丁波兄弟姐妹6人，自己是最小的。哥哥姐姐下岗后全部自谋职业，只有丁波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现在，哥哥姐姐都有车有房了，只有他这个公务员无车无房，心里不只是羡慕。“女儿一天天在长大，生活压力太大了，如果年轻10岁，我绝对辞职。”丁波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类似丁波这样的收入水平，对不少基层公务员来说已不算少。

河南省某县委宣传部一位科级干部王磊(化名)说：“我1990年参加工作，到现在25年了，每个月所有收入加起来不到2200元，我爱人也是公务员，在乡镇工作，她的收入比我还低，只有2000元，这还是加上了每个月两三百元补助的数。”

“我孩子上高中，很快上大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上双方都还有父母需要赡养，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只能解决家庭基本开支，一点结余都没有，想要大方一点，就得负债。”王磊说。

重庆渝西地区一位乡镇领导朱开明(化名)也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镇上，一般科员平均月收入不到2000元。不少刚参加工作才两三年的公务员，就已经受不了乡镇工作辛苦、收入低，纷纷想办法调回县城工作。

“对比在发达地区工作的同学，差距非常大”

朱开明说，公务员群体很复杂，收入差异也很大。“目前，年轻公务员收入相对偏低，而且越是基层、越是边远地区的公务员，收入就越低。”

杨敬(化名)是西部某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乡镇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乡镇工作十分繁杂，经常要到边远的山区村屯去，乘车加步行有时要三四个小时。有公车的时候还好，许多时候没有公车，需要自己骑摩托车去，不但辛苦，而且还要自己负担油费。

“我工作12年了，还是一个科员，每月工资2000多元，前几年贷款在县城买了房子，每月房贷是1300元，生活压力很大。杨敬说。

记者了解到，乡镇公务员虽然在基层工作，和农民打交道，但是他们中许多人往往都选择在县城买房、安家，调动工作回县城是许多乡镇公务员内心深处的“希冀”。

“同样的工资待遇，谁不想在县城工作，反正我们这里有本事的都调走了。留下的人，也有不少不安心待在基层。”杨敬说。

蒋和平与杨敬差不多，也是在边远地区——中越边境的广西靖西县工作，现任县委宣传部科员，每月收入是2000元多一点，这已是今年广西调整靖西县干部津补贴后才达到的水平，此前只有1600元左右。

“除去400元房租，仅够基本的生活开销，存不下什么钱。同样是做公务员，对比在发达地区工作的同学，差距非常大。”蒋和平说。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津贴和奖金等构成。其中，前两项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付，已于2006年开始执行，后两项则主要由地方财政支付，目前尚未规范执行到位。

西部一位县级干部告诉记者，我国地域差异巨大，公务员待遇也因此不同，比如说省一级的公务员，其工资待遇由省一级财政负责，十分有保障，市县一级的公务员，其收入要受到当地财政实力的制约，财政大市和财政小市之间差别不小。

隐性福利正遭清理 灰色收入因人而异

在重庆市某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刘华(化名)看来，前些年，进入公务员系统，能够享受的一项较好福利就是分房。刘华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参加工作，先后在区县和市级部门任职，期间先后获得两套福利房，目前折合市场价已经超过130万元。

刘华说，我现在每月能够拿到手的收入，一般在5500元左右，和同年龄段有类似资历的人比较，许多都比我高出不少。但福利房确实是我享受到的较大财富，这也是以前不少公务员的“奔头”之一。

“收入少点没关系，只要能分到一套房，就能少奋斗10年。”刘华告诉记者，如今随着公务员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新进公务员几乎都不可能再享受分房这样的福利待遇了。

不仅分房等大福利渐行渐远，而且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反腐败的推进，许多逢年过节的小福利也正在被清理。

小刘是西部某市委机关的一名科员，说起中央各项禁令对公务员的影响，他坦承确实很大，隐性福利像海绵中的水一样被拧干了，工资不高的他感受明显。

小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年底有一笔绩效奖，大概四五千元，遇到国庆、中秋、元旦等节日一般发1000元，平常还可以报销一些电话费、打的费，现在这些福利都没有了，保守估计年收入减少一万元左右。

“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我每月的工资不到3000元，这些福利突然没有了，对生活肯定有影响啊。”小刘说。

不少公务员告诉记者，现在，一些不正规的津贴、补贴、奖金等发放乱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但在个别政府机构或者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中，也还是存在着类似项目费、管理费这样公职人员除正常工资之外的收入。

此外，对于灰色收入，接受采访的公务员表示，这肯定是部分公务员的重要收入来源，尤其对于党政领导干部而言，他们手中有权，在现在监督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愿意，相关的灰色收入就可能随之而来。

“有的政府部门干部手中掌握公共资源的分配权或行政审批权，利益相关方多多少少要送点土特产、小红包‘意思’一下。”一位基层公务员说，但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这种收入极少或者根本没有。(记者吕雪莉 李松 王军伟 李亚楠)

忙的忙死 闲的闲死

“一杯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对于有些公务员来说，这确实是他们工作的写照，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享有这份清闲，大多数公务员同样面临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巨大的工作压力。

一位镇长的一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忙”是乡镇工作的一大特征。在半月谈记者的一再请求下，广西南丹县吾隘镇镇长莫荣林向记者讲述了他一周的工作：

周一(3月24日)，上午9点，召集全镇干部开例会，镇上每位干部都负责联系一个村，班子成员联系2个村，在会上每个干部要汇报上周干了什么工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一周做什么。乡镇的工作很琐碎，这样一上午基本就过去了。

下午，我去纳定村看农村垃圾焚烧炉建设情况，按照自治区的要求，我们正在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需要建设垃圾焚烧炉。同时，我在这个村又了解了一下核桃种植的情况，核桃种植是市里大力推广的一个扶贫产业，每个乡镇都有种植任务。

周二，自治区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去庭生屯调研，我陪同，庭生屯十分偏远，至今不通公路。从镇里出发，我们先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然后又徒步走了大概1个小时，中午就在屯里吃饭。下午，继续在屯里考察，并且和村干部一起开会讨论下一步的扶贫方案。

周三，上午，在办公室接待群众来访，主要是垃圾焚烧炉建设问题。下午，到同龚村调研，了解村里的综合工作，这个村已经争取到自治区400万元的资金，进行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周四，上午，在镇里接待群众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山林纠纷，没有调解成功，还要找时间，再开一次会进行调解。下午，到县里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

周五，上午，自治区住建厅的工作人员到同龚村考察新农村示范点建设工作，我陪同考察，中午就在村里吃饭。下午，送走考察人员后，又去古兰村、德竹村了解核桃种植情况。

“过去常说，计生、安全生产、维稳是压在乡镇干部身上的3条高压线，现在每样工作都是高压线，哪样工作做不好，上级部门都要问责，心理压力特别大。”莫荣林说。

“早些年，确实挺清闲”

除了莫荣林这样的党政一把手，其他公务员也有不少很忙的。

史华卉是西宁市城中区南滩办事处社会发展科科长，快有30年的工龄了。她说：“早些年，刚参加工作时，确实挺清闲，中午还能休息一下。这些年经常就像大考小考似的，说话都变得风风火火了。”

史华卉说，社会发展科对应着再就业、计划生育、文体旅游、卫生、教育、妇联等大大小小238项工作，全科9个人，正式人员4人，其他都是临时工作人员。

“很多时候，一个月最多休息一天，特别是每年从10月开始直到来年1月，要接待各种检查。”史华卉说，办事处有大小两个会议室，一个星期少说也要用上10次，接待多的时候，各科室的人都上，还忙不过来。

在重庆市某街道工作的张能(化名)表示，基层经常是“一人多岗”，单位宣传、信息报送、公文传递、社区事务，甚至办公室节能、节水这样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兼着干。

“日常工作之外，区里每年夏天森林防火的任务也很重，我们这些机关公务员都要参加民兵训练，进行防火演习，有时还要被派到山上巡山、守夜，火灾发生时，还要参与扑火，各种各样的任务、责任都有。”张能说。

“很多人认为，公务员没事干，在机关一杯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我承认有这种现象，但是大部分基层公务员工作很繁杂。”河南省某县委宣传部一位科级干部王磊(化名)不无激动地表示，那种对公务员工作清闲的看法是片面的。

王磊说，他所在的部门就他一个人，既要写材料、报材料，又要应对媒体、处理舆情。“我在宣传部门工作十几年，虽说不是每个周末都有事，但很多节假日、星期天都在工作，有时候，越是星期天，越是节假日，事情就越多。”

“有的人忙得喘不过气，有的人却在喝茶看报”

当然，公务员队伍里面确实有一部分人很闲。在青海省直机关工作的张丰(化名)向记者介绍的情况很有典型性。

张丰说，他所在的部门一共10个人，基本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力较强、工作很忙的人。“这部分人一般都是大学毕业之后，通过正式考试进来的，他们通常比较能干，对自己要求较高，也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得到领导的认可和提拔的机会。”

第二类是热情很高但工作能力有限的人。“这部分人的年龄一般在中年或更大一些，他们当初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务员队伍，很珍惜这份工作，所以在表现上还是很积极主动，但能力有限，领导并不会常给他们派活，总体比较清闲。”张丰说。

第三类是基本不干活、时常不上班的闲人。“这部分人通常是上级领导的亲属，得罪不起。他们上班有一搭没一搭，单位领导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张丰说。

张丰说到的这个现象在不少地方挺普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些比较忙的部门只好借调下级部门、事业单位员工，或者雇请临时工解决人手不足问题。

记者在重庆某地一个政府机构采访时，就发现这家单位有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和编外聘用人员50多人。单位内部，部分公务员经常无事可做，不少编外人员成为做事的主力军。“有的人忙得喘不过气，有的人却在喝茶看报。”有编外人员抱怨说。

王磊表示，不仅部门内部人员有忙闲不均之分，部门与部门之间也忙闲不等。“有的部门忙、有的部门闲，这很正常。但是，闲的部门就应该人少一点，确实没事干的，就应该撤掉，现在往往是哪些部门清闲，人还越来越多。”(记者王军伟 李亚楠 李松 吕雪莉)

来自基层的“成长焦虑”

作为公务员，总是希望成长和晋升。可如果你是基层公务员，你的成长空间将非常有限。“在乡镇，顶多到科级；在县里，能干到副县的少之又少。”一位基层公务员无奈地说。尤其在现行制度下，公务员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基层的“成长焦虑”可想而知。

“如果不离开基层，就很难再晋升”

老徐是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督查科工作人员，今年54岁，1981年从部队复转到现单位，当时还叫“三整顿办公室”，一晃就是33年。

“干了一辈子，到快退休了终于拿到了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这已经像抓到‘天牌’，非常幸运，好似天上掉馅饼砸到我头上了。”老徐说，比起单位里不少人，他感到十分知足。

丁波是老徐的同事，今年39岁，任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管理科科长。说是科长，实际只是个科员。“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晋升的前景，局长才是正科级。我到退休能拿到副主任科员就谢天谢地啦！”丁波说。

其实，类似丁波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并不一定是想“当官”，他们只是想增加一些收入。不过基层的现实让他们的理想十分逼仄。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人民法庭庭长朱正栩也为此苦恼。“在河南，很多县城的基层法院法官，全部工资、津贴等加起来还不到2000元，与律师等职业收入相比过于悬殊。”朱正栩说。

据了解，2011年中组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明确，基层法院法官从担任助理审判员可以任五级法官开始，如果没有出现违反规定的情形，7年时间可以升至一级法官(其上还有多级高级法官和大法官)。

朱正栩说：“按照这个规定，除了院长1人是高级法官外，基层法院法官最高就只可以晋升至一级法官，这就是说这些法官在退休前，如果不离开基层，就很难再晋升。”

“拿我本人来说，我今年39岁，已经成为一级法官6年了，从我成为一级法官到我退休还有22年之久，已经没有晋升空间了，同龄的男同志这个时间更长一些。”朱正栩说。

朱正栩表示，这造成基层法院法官岗位对优秀法律人才没有吸引力，招录进来也是一有机会就离开。“我所在的闹店法庭，包括我在内，现有2名法官，2名书记员，以前还曾经有近两年时间，只有我1个人带着1名书记员在工作。”朱正栩说。

年轻人难以安心工作，考试族居多

位于青海省湟源县城西南6公里处的和平乡，是去往青海湖的必经之地。四周灰白相间的二层小楼围成一个四合院，乡党委、政府、司法、计生、林业站等全在里面。北侧一排平房里有食堂兼水房。

29岁的乡政府党政秘书张金琳听到停水的消息，喃喃自语：“午饭又得出去吃了。”

她说的“出去吃”其实是指到路口国道两旁的饭馆里吃。她盘算着这月的伙食费又超了。食堂虽然不怎么好吃，但是便宜，午饭3至5元就可以打发，但要出去吃，一碗面片就10元以上，天天吃肯定吃不消。

张金琳是2007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几经周折，当过两年村官，后来考上公务员，2011年10月分配到和平乡。

张金琳说，平时工作又多又繁杂，啥都要干，乡上老同志多，都不懂电脑，不管啥文件材料都要写，动不动就得加班。加班费啥都没有，有时候去县上还得自己掏腰包搭班车。

“曾有调走的想法，但说说容易，哪有门路？”张金琳说，担心自己就这样在乡里干一辈子，最后顶多是个主任科员，还不一定能拿上。

她的担心并非多余，乡政府民政干事贾玉刚今年都52岁了，34年的工龄，现在才是个副主任科员。老贾无奈的诉说和叹息让她历历在目。

张金琳坦率地说，自己现在业余时间就在抓紧复习，准备遴选的考试，考上就能离开这里了。记者了解到，类似张金琳这样的年轻人和平乡有5个，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想走的。

“想当官还得从上面到下面当”

河南省某县委宣传部一位科级干部王磊(化名)直率地说：“想当官还得从上面到下面当。”

“如果你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到下面挂职，会站在高起点、高平台上，你就是跳跃式发展。如果你是基层干部，从一般公务员干到科级干部基本上就终止了，干到县级，一个县就那么几个，算得上凤毛麟角了。”王磊说。

由于晋升的空间有限，不少公务员入职没几年就产生了“倦怠感”，觉得没有什么指望，没有什么追求，工作的热情也渐渐被消磨。

“现在公务员按行政级别形成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走，人数越少。即便在一个几百人的市级部门中，正处级干部也就那么10多个，厅局级干部更是屈指可数，很多人就是‘挤破头’也挤不上去。”重庆一市级机关公务员张霄(化名)说。

张霄表示，行政级别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待遇、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不少机关公务员，尤其是乡镇公务员晋升渠道很有限，工作没几年就觉得碰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如果没有正确、良好的心态，就很可能对工作造成消极影响。

王磊说，我现在从思想状态到工作状态，都感觉非常尴尬，“看到很多人靠着关系、金钱，投机取巧，不干工作少干工作，反而能够迅速升迁，这对在基层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们真是很大的打击”。

“说真心话，我们对目前的改革也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官场作风的整治也好，都抱有很大的期待。”王磊说，一方面是希望腐败分子越来越少，不正之风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让基层公务员受苦受累不失望。(记者李亚楠 吕雪莉 李松 王军伟)

公务员制度改革：绝非简单涨工资

“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对公务员工资问题表明了态度。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大多数兢兢业业的基层公务员、普通公务员收入确实较低，不过也有部分公务员，与他们的付出相比，拿现在的工资都嫌多了。这说明，公务员涨工资绝不是简单的多发几个钱，而是要通过改革，让公务员队伍更加精干、高效、廉洁，更多地得到民众的认可。

拓展基层发展空间

基层公务员处在第一线，与民众直接打交道，党和政府的形象较大程度上由他们所代表和塑造。他们往往工作繁杂，条件艰苦，但由于其行政级别很低，晋升空间狭窄，收入待遇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属于底层，极不公平。

采访中，基层公务员强烈呼吁解决他们的上升通道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已采取了相应举措，如青海省近年来推行的遴选制度。

青海省委组织部公务员处负责人介绍，所谓遴选制度，主要就是党政领导机关从基层遴选公务员制度，目的是建立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从下往上选人”的培养选拔链。

应该说，这项制度打开了基层公务员的“向上通道”，让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有了盼头，看到了希望，受到很多基层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的欢迎。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考录族”等基层队伍不稳定问题。

如何把公务员稳定在基层？许多县乡公务员建议，必须进行公务员职级制度改革，打破行政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的现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杨士秋表示：“基层公务员非常辛苦，他们处在第一线，同时由于职级层次决定其收入也比较低，不解决这些问题，基层士气必然受到影响。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的试点，试点成熟后可能会全面推开。”

向贫困艰苦地区倾斜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同地区公务员收入差异巨大，往往越是贫困地区、艰苦地区收入越低。这是这些地区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包括一些参照公务员工资的教师、医生等也纷纷流出，使地区发展陷入人才匮乏的恶性循环。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务员工资由基础工资和津补贴构成，基础工资部分由国家层面制定，标准不高，津补贴部分由各地政府根据地方财政承受力等因素制定。

津补贴的高与低，是影响公务员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贫困地区，政府想在规定的许可内发放津补贴都有心无力；富裕地区，政府则可能想着办法、变换名目发放津补贴。

“‘通讯费’‘电话费’‘生活补贴’‘岗位津贴’等名称各异、花样繁多的津贴补贴这一两年在一些富裕地区层出不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说，这客观上拉大了与艰苦地区、边远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差距，很不公平。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罗国安说，对于财力薄弱地区、贫困边远地区，国家应建立相应的津补贴增长机制，同时规范各地自行发放的津贴补贴，逐步缩小地区间公务员收入差距，鼓励公务员扎根艰苦地区作贡献。

规范灰色收入，实行奖勤罚懒

由于部分公务员确实存在灰色收入，社会一直对公务员涨工资很抵触。“先有财政透明、财产公示，然后才能进行公务员收入制度改革。”有专家这样表示。

不少公务员对此也表示赞同，他们觉得有灰色收入的是少部分人，但却误导了社会对整个公务员群体收入的认知。“比如那些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人享受了。”河南省某县委宣传部一位科级干部王磊(化名)说。

王磊认为，一方面应该对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收入、财产进行公开，加强监督，规范他们的职务消费和灰色收入；另一方面，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让他们可以过比较有尊严的生活，不愿意再冒风险去贪污，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杨士秋表示，部分公务员存在灰色收入，但不能把该现象与整个公务员队伍，特别是基层公务员队伍收入低混谈。灰色收入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公务员收入低的问题也要解决。

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奖勤罚懒的机制。有公务员告诉记者，许多政府机关存在忙闲不均现象，不少人的收入与付出不对等。“有的人即便辛苦工作一年，被单位评为先进，也就是年终时多发几百元奖金。”

基层呼吁，应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和合理的职级晋升制度，使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不吃亏，敷衍工作的人受惩罚。

畅通流动渠道，提升工作能力

在我国，公务员实行国家财政养老政策，工作期间的薪水和退休以后的退休金，都由财政负担。而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实行的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员工在退休后方可领取养老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一养老政策上的“双轨制”对公务员也不全是好处，某种程度上对公务员的正常流动形成了禁锢，因为公务员一旦离开机关单位，其个人的社会养老保险将为“零”，相当于“净身出户”，造成部分公务员不敢流向市场、流向企业。

夏学銮认为，长期以来，离开公务员队伍的人仍是少数，实际上总有部分人并不适合公务员工作，应加快公务员养老、医疗等制度与社会并轨的步伐，为公务员的流动创造顺畅渠道。

另外，不少公务员还反映，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推进，民众对他们的工作能力、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渴望得到更多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的机会。

广西一位基层公务员表示：“相对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公务员来说，县乡干部得到的培训机会比较少，感到本领缺乏，建议公务员培训向基层倾斜、向广大县乡干部倾斜。”(记者李亚楠 王军伟 吕雪莉 李松)

资料链接

公务员分类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的目标，即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

深圳市是进行公务员分类改革较早的城市，其做法可供参考。深圳将公务员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为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建立与行政级别脱钩的相对独立的职务序列，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实行薪级工资制度，基层公务员的薪酬增长与其年功积累和工作业绩相结合；建立涵盖招考、晋升、考核、培训等环节的分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公务员专业化建设；借鉴香港公务员管理经验，在加大相同和相似性质职位间的交流力度的同时适度限制跨职类交流，进一步明晰各类人员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结合职位分类扩大公务员聘任制适用范围，制度性地解决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