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为世界抗疟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

成功，归于集体：“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云散云聚，非洲大陆东部的肯尼亚转眼又进入了雨季。然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雨季来了，患疟疾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是肯尼亚及非洲许多国家的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有个小姑娘叫科泰新。这个名字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却是中国生产的青蒿素抗疟药的名字。

１９９５年，小姑娘的妈妈怀孕时得了疟疾。如果用传统的奎宁或者氯喹治疗，即使母亲能活下来，胎儿也很容易流产或致畸。在用中国的青蒿素抗疟药“科泰新”治疗后，奇迹出现了，不仅妈妈平安无事，孩子也健康地生了下来！妈妈一遍一遍亲吻孩子，给她取名“科泰新”，让她永远不忘记中国药的救命之恩。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球有２０多亿人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非洲，东南亚，南亚和南美。自２０００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２．４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１５０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青蒿素的发现让非洲受益极大，相关的药物受到热烈欢迎，它让非洲的防疟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为近年来非洲人民尤其是儿童、孕妇死亡率的降低作出了巨大贡献。”７年前在刚果（布）第一次感染疟疾的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主任莫埃缇用亲身经历赞叹青蒿素的疗效。

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屠呦呦所作的关于《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引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极大兴趣，并认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药指出方向”。

１９８６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１９９２年，发现于１９７３年的双氢青蒿素获得新药证书，并转让投产，商品名叫“科泰新”，广泛用于各种疟疾的治疗。

为进一步提高药效，中国科学家还研制出青蒿琥酯、蒿甲醚等一类新药。其中，青蒿琥酯制注射剂已全面取代奎宁注射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的重症疟疾治疗首选用药，在全球３０多个国家挽救了７００多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且主要为５岁以下儿童。

２０１５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给予屠呦呦及青蒿素大段篇幅：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杀死疟疾寄生虫有显著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不管是在受感染的动物抑或受感染病人身上都有显著疗效。青蒿素能在疟疾寄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这也能解释它在对抗严重疟疾上的强力功效。全世界每年感染疟疾的病人接近２亿。目前青蒿素已被广泛用于所有疟疾肆虐的地区。当青蒿素被用于综合疗法时，它能够降低疟疾的总死亡率２０％，降低儿童疟疾死亡率３０％。仅在非洲，这就意味着每年超过１０万人因此得救……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屠呦呦说：“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药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一种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的确！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既饱含着屠呦呦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汗水，也离不开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协作支撑。

青蒿素鉴定书有这样的记载：１９７２年以来，全国十个省、区、市用青蒿制剂和青蒿素制剂在海南、云南、四川、山东、河南、江苏、湖北以及东南亚等恶性疟、间日疟流行地区，进行了６５５５例临床验证，用青蒿素制剂治疗２０９９例。

药物的研创，要经历从选题立项到确立技术路线，从药材选取到提取化合物，从药理、毒理到临床研究的漫长过程。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即使在今天，也要依靠多方面的协同。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青蒿素就是几十家科研机构，几百位科学家共同奋斗的历程。举国体制在当年困难的条件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团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成功，归于集体，属于祖国！屠呦呦的真挚表达，展现着一代科学工作者的朴素情怀。那些知道和不知道姓名的人们，如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他们的贡献，都值得被历史铭记。

８５年前，屠呦呦的父亲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诗句中为她取名，谁料想她真的同蒿草结下生命之缘。

在大半生的拼搏与奋斗中，屠呦呦降伏了青蒿这株平凡而又奇特的小草，而这小草，也仿佛感知着她的人生理想，迸发出造福人类的伟大能量。

青蒿素发现已经４０多个春秋，如今年过八旬的屠呦呦，仍然活跃在科研岗位上，为扩大青蒿素类药物适应症研究操劳着，为合理使用青蒿素类药物遏制抗药性的产生奔波呼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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