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县长广场问政被质问 有人曝干部贪污曾被阻

辣味不减，参与度更高

“不速之客”被请回

“我是城关镇居民刘宝林，土生土长的西街人。政府推动西街棚改，我们支持。拆迁公告出来半个月，我就签了合同搬离了。但是，请大家往左看！”

第十场广场问政现场，自由提问环节一开始，57岁的刘老汉就抢过了话筒，大手向左边一挥，表情严肃，声调高亢，情绪颇有些激动： “老西街如今已经是一片瓦砾堆，街坊邻居们现在都是自己掏钱在外面租房住，但补偿款却迟迟没有给我们。我就想问，这钱啥时候能到位？”

刘老汉放了“头炮”，与以往广场问政一样，火药味十足。

随着他的手势望去，距离广场问政现场不到200米，就是商南县老西街棚户区，也是曾经的城市“伤疤”。

分管城建的副县长正准备起身作答，崔华锋抢先接过了话筒：“请您放心，拆迁涉及的1330户群众，补偿款一定会尽快全部发放到位。按照工期规划，11月底将完成拆迁，12月底前就将动工建设，保证群众顺利回迁。”

当天问政活动结束后，崔华锋向记者解释了他的举动。“本来第一个问题可以由分管城建副县长作答，但西街棚改涉及1330户群众，是当前头等民生大事，也十分敏感，几乎每场广场问政都会有群众提出涉及西街拆迁的诉求，作为县长，我有必要站出来向群众做出公开承诺。”

崔华锋说，通过广场问政，既让群众指出了问题、表达了诉求、发泄了怨气，又借这个平台发现了不足、宣讲了政策、安稳了人心，“一举多得”。

问政现场，也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

提问环节，一名群众试图反映问题时，却被旁边的人频频阻拦，后来更是被“请”出了会场。看到这一幕，崔华锋打断了活动，拿起话筒：“不要拦，让他说！”

只见这名群众回到现场，站在观众席的最前方，大声道：“我在这里实名举报个别干部在低保发放、移民搬迁等项目上涉嫌贪污！”他扭过身：“刚才有人不让我提问，还把我拉到一边，我不听，大家看，我的衣服都被扯坏了。”

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崔华锋也站了起来：“首先，我们向刚才发生的事情道歉。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会后，我们就成立工作组，对您举报的情况展开调查，如果属实，绝不姑息！”

扩大覆盖，向基层延伸

还需真正问效问责

从午后日头高照到傍晚暮色低垂，这次广场问政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十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现场群众提问，问题大多“很不客气”。

“对我们成绩的评定，只有群众说了算。”结束时，崔华锋站起来拿着话筒表态，“广场问政将一直搞下去，保证群众提出的监督意见，件件有着落。”

记者从商南县广场问政办了解到，当地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等突出问题，原则上县上每季度开展一次大型广场问政活动，镇(办)每年开展2次集中问政，村(社区)每年开展一次专题问政。问政对象主要根据全县重要工作节点、重大项目建设、群众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大政协对相关职能部门年度评议的结果等方面确定。

对于近年来各地推行的电视问政、现场问政等形式，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认为，这类做法在完善群众监督、推动政府履职尽责、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等方面效果明显，同时也存在不足。首先，问政不能流于形式，如何建立规范的问效问责工作制度，将群众反映的意见和问题及时加以整改落实，并将反馈结果向社会公布，既是保证政府公信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维护问政机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其次，从各地现场问政等形式来看，被动式揭露问题、表达诉求居多，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并没有被充分发掘，既然是问政，那么涉及民生的重大工程、重大事项等，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是否也可以让百姓“问一问”？

记者了解到，为避免问政“雨过地皮湿”，商南县考核办将广场问政活动列入了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严格实行奖惩兑现。对问政工作落实不力、群众测评不满意的，按照“一问政、二问效、三问责”的程序，严格进行责任追究直至免职。

为扩大覆盖面，商南县问政活动从去年以来也在逐步向镇村基层拓展，被问政对象由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向股室负责人延伸、由各镇主要领导向村组干部延伸。来自当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底至今，商南县开展广场问政、百姓问政、机关问政、电视问政共198场次，接受问政部门、镇(办)领导594人次，参与群众12.2万人次，承诺事项732项，兑现承诺69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