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要勇于处置一批“僵尸”企业

优化一批垄断企业 降低企业成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成本，要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通信成本等。企业的物流、融资、通信成本高，原因在于一些基础行业存在行政性垄断问题，放开准入、鼓励竞争、降低成本才是解决之道。

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督促电信运营商提速降费，社会上呼声也很高，近期运营商推出了一些提速降费的政策，但还没满足百姓的预期。而在南太平洋上的斐济，一个只有80万人口的岛国却有三家电信运营商，市场充分竞争，自然资费不高。刘世锦认为，如果适当放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而不是虚拟运营商进入电信行业，从而产生“鲶鱼效应”，这样能够增加国有电信运营商的活力，督促它们革新技术、降低成本。当运营商主动降费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降成本，需要企业积极的技术创新，更需要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中国的经济崛起需要制度和技术持续的良性互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博士，在接受光明网《新常态光明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道，“‘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在于通过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理顺价格机制等信息传送渠道，最终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也就是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诸如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都可以视为“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

升级一批企业装备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近几年海淘、代购盛行，每逢国庆、春节长假，国内游客纷纷到欧洲、日本、韩国、香港等地抢购，表明我们缺少的不是消费需求，而是创新的产品。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而国内消费品质量的提升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诸如化妆品、马桶盖、奶粉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需要从国外购买，这就是供给侧乏力导致供需矛盾的一个尴尬。

从国内来看，经过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以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导致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企业产品积压；另一方面，高质量、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却生产不足。

不少经济学家建议加速设备折旧，升级一批企业装备。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正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期，有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是“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引进先进生产线，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刘世锦认为，加速折旧类似于“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政策，鼓励企业更新高科技设备，推动生产技术提升，既扩大了投资需求，又推动技术进步，可以说是一箭多雕。

事实上，今年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就已经逐渐向供给端发力。早在去年，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大众创业”、“草根创业”，今年更是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一概念，逐渐在国内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并相应地提出“互联网 ”的概念。5月8日，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建设制造强国三个十年战略中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秦海林表示，这些政策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相互联系紧密，互相促进。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应包含在“供给侧改革”的框架下进行统一认识。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供给侧改革”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动力，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