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到砥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传播力

从主流到砥柱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传播力

作者：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舆情研究员　周雷

长期以来，我国的官方媒体通常被称为“主流媒体”；与此相对应，“地方”媒体和商业媒体则相当于是“支流”。在信息缺乏和媒体单一的时代，创制媒体内容、生产媒体流态，就能把握舆论走向。然而在现今的多元新媒体和富数据媒体（data-rich）时代，格局出现了变化。

在新媒体时代，媒体的内容达到了绝对意义上的海量和剩余，信息过多反而造成了“主流过多”，甚至支流和末流也可瞬间逆流，成为主流。更重要的是，媒体不仅生产内容，还创制记忆，更进一步定义和塑造历史。就此而言，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记忆和观念，都与媒体的旧格局和代际变迁有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国家媒体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应该有全局观和全球史观，应该从主流（mainstream）媒体思路转换到“砥柱媒体”(mainstay)。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生产媒体叙述流——中国表达，关键还要创造媒体河流的河床和砥柱——叙事程式和里程碑，从而真正拥有一个趋向共识和建设性的舆论市场和记忆场域。

历史虚无主义根源在于叙事群体的单一和无力感

如果事件是生物种类，历史是生物圈，那么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异常丰富和多样的生物宝库，它有着最为跌宕起伏和悲欣交集的历史。讨论和叙述中国历史，以及进行跨代际、跨族群的传播，就需要不同的历史主体、话语机制、语言知识储备、历史抱负和叙述想像。

比如，2015年1月初，我在马来西亚进行马航事件的舆情调查，广泛走访马来西亚马来族裔、印度族裔和当地华人社会，与当地的媒体人、学者和社会运动人士接触，从中看到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甲午海战”情势，深感中国的复兴需要匹配跨语言和跨族群的历史观和中国媒体传播力。

因而，中国在建构自己族群历史、发展软实力和文化传播力过程中，必须从一开始就重视非汉语的语言资产，从中国内部剧烈变动、跨界变化的历史中寻找族群内部、乃至跨族群的历史共识和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叙述，如果在汉语基础上，广泛吸收多语种、多方言的叙述、经验和智慧，并从格局、样态、语体、义理、辞章、知识形态等角度创新，就一定能生成一个飞扬自信，同时又扬弃糟粕和杂音的历史观。

一直以来，我们的知识体系和媒体传播，在族群内部传播和族外传播过程中，没有充分认识多种语言、方言、次语言（sublanguage）所构筑的“世界型华语”这一现实，反而转向单面强化某种语类和语系正统地位的汉语一统传播，客观上造成中国汉语传播、海外华文传播的单一性、统摄性、单向度现实。这使得华文媒体更多被非中国地区，甚至族群内部视为一种单一民族语言传播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具有文化厚度的中介性语言。

同时，我们的历史共识、历史叙事、历史观念不仅应该注重媒体的叙述流——所谓的主流型叙述和量上的流布， 更应该注重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个体和历史承载者，重视“历史原式”的生产、创造和传承；不在“西方史观”和旁逸史观的影响之下亦步亦趋，频生龃龉而渐行渐远。

中国的知识界应注重利用中国丰富的多族群、多语种、多语族的传播资源和历史遗产，尤其是利用历史上大量出现的海外跨境族群的记忆资产；改变过于强调以汉语和英文为主体的叙述范式，激发中国内部各种有效文化传播体制的传承，挖掘与周边国家基于文化、族群、地理、政治接近性，进行亚洲区域内的跨文化、跨族群的历史共识、历史记忆沟通和传播，进行多语种、多样态、多模式的信息和知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