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前妻建“糟糠之妻俱乐部“ 控诉司法不公

【前夫ＶＳ律师，谁更“吸血”】

米歇尔·扬不是孤军奋战。她的基金会聚集了一群有相似经历的富豪前妻们，其中之一是现年４８岁的扬娜·克列缅，俄罗斯寡头鲍里斯·阿格雷斯特的前妻。１９８８年，她在原苏联国防部工作时认识了前夫，他本来只是个俄罗斯流行乐团的经纪人，后来却拥有一个投资横跨众多产业的财团。扬娜暗示，前夫的财富累积始于苏联解体后混乱的私有化时代。

扬娜５年前申请离婚，结果丈夫告诉她，他俩早前在以色列就办完离婚手续了，而且根据一份她签过名的婚后协议，离婚后她必须搬出他俩在英国价值９００万英镑的大宅，只能从他的３０００万英镑财产分走１００万英镑。扬娜表示对这两件事一无所知。

扬娜把前夫告上法庭，这位大亨这回干脆声称自己穷得叮当响，每月仅有１５０英镑收入。扬娜当然不信。“我们搬往英国前，我对他的生意很了解，因为我负责记账，他的银行账户、他生意伙伴的银行账户都是我经手的。”她说，电影《华尔街之狼》里主人公出门随身带几个公文箱的现钞，“我去瑞士旅行时就是这样的。”

时年４３岁的阿格雷斯特已有了２３岁的新女友，决意要将妻子连同三个孩子“净身出户”，法官都看不下去了，直言他“用心险恶”。幸亏律师找到阿格雷斯特藏在各个小国的资产证据，法庭也认定所谓的婚后协议是伪造的，２０１２年法庭判决她应分得１２６０万英镑。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因为阿格雷斯特很快逃回俄罗斯，英国法院鞭长莫及，扬娜和三个孩子只能拿到前夫留在英国的几处资产，价值１００万英镑。

最让扬娜愤怒的还不是前夫的绝情，而是官司打得这么艰苦，最后该得的没得，还得支付高昂的法律费用，法院还试图将她住的房子拍卖抵债。

扬娜说，前夫曾告诉她：“对有钱人来说，英国是个好地方。”她觉得此话不假。“我要是能雇个好律师，这案子只需要几个月就能了结，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官司刚打了３个月，律师费就高达４.５万英镑，我付不出来，而律师们除了发律师函，什么也没干。我去找公民建议局，他们给我联系了另一位律师，收费是便宜了许多，但结果还是一样，就是不停地付钱、付钱，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的律师和他的律师之间交换了数百封信函。我的法律费用加起来一共是９万英镑。事情不该是这种样子。”

【代价高昂的分手】

卡罗琳·霍普金斯和薇薇安·霍布斯是另外两位俱乐部成员。离婚官司的法律费用如何惊人，她俩深有体会。“这些律师从离婚夫妇身上挖走好多钱。假如夫妻一方非常有钱，足够支撑他们把官司打到底，情况就会更糟。我丈夫就是这种情况，”６３岁的卡罗琳说。

卡罗琳嫁给了英国萨默塞特郡最富有的男人之一威廉·霍普金斯，其身家估值３８００万英镑。卡罗琳告诉法庭，她与丈夫关系开始破裂时，被迫签署一份婚后协议，这其中，丈夫的律师菲奥娜·沙克尔顿起了关键作用。法庭最后认定她并未受胁迫，所以根据协议，她离婚后分得共值８３万英镑的两处房产，另有２０万英镑现金，丈夫的退休金也有她的一半。

卡罗琳觉得这远远不够，何况她为打官司花了不止３０万英镑，不得不把一处房产拿去抵押来还律师费。她认为自己请的一位律师没尽到责任，准备将之告上法庭。

现年５８岁的薇薇安负责组织米歇尔·扬基金会各项宣传活动。她经历了两次离婚官司，每次都给她留下高昂的法律费用债务。她第一次离婚官司就欠下４１.４万英镑的律师费。她的再婚对象是现年６６岁的海军建筑师丹尼斯·韦尔奇，这一次分手更痛苦，目前为止已欠律师费７万英镑，而她还要上诉，控告前夫隐瞒财产并过着奢靡生活。法庭最后选择站在韦尔奇一边。韦尔奇回应前妻的指控时，说薇薇安“充满报复心、偏执、不讲理”，着迷于打官司，为此浪费大量金钱和时间在法庭上，给两任前夫及两个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

【低效的司法体系】

无论这些富豪前妻们的指控是否得到法庭支持，离婚官司无疑都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高昂的法律费用更增加了她们的经济负担。一些离婚律师也坦言，英国的家庭法体系确有不少漏洞。

帕姆·科利斯是一位有３０年经验的家庭法律师，接了很多宗天价离婚案。她说，尽管针对离婚诉讼双方的财产公开义务有诸多约束条款，但有心之人总能找到办法隐瞒财产，从而逃脱赡养费义务。在她看来，一个好律师要知道什么时候“见好就收”，为客户节约成本。她接过一个案子，女客户家住萨里郡一栋大豪宅，丈夫很有钱，然而她没能为客户挖出什么，“钱消失了，房子登记在一家离岸公司”。

还有一次，科利斯遭遇男方律师直接上门摊牌：“听着，我的客户是俄罗斯人，你永远别想知道他有多少财产。”

科利斯说：“我和我的客户对此早有预料，所以见好就收，能拿多少是多少。没必要浪费更多诉讼成本。我也可以继续纠缠下去，但这样最后我的客户什么也拿不到。”

科利斯虽然建议律师应该奉行实用主义、适可而止，但富人屡屡逃脱罪责，法院也难辞其咎。“对那些拒绝公开财产的人，司法体系明明有权力将他们绳之以法，但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总是按照该有的方式行使权力。”她认为，《人权法》的实施缚住了权力机关的手脚。对方可以提出各种借口不履行责任，让法院判决等于一纸空文，“法庭在这方面有点太软弱了”。

科利斯还指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家庭法案件的诉讼费用日益高涨，这不仅影响有钱人，还将殃及每个普通人。很多家庭法领域的律师能力不足，经常让客户花很多冤枉钱。“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所争财产价值２００万英镑，法律费用也要花上２００万。真的太疯狂了。”

她说：“我的职业生涯也快走到头了，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整个系统的运营方式效率太低了，这个问题对社会底层的人影响更大。有钱人反正付得起。”（沈敏）（新华社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