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降成本

高成本及其成因分析

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的根源在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企业的税费成本较高，原有的税制体系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劳动生产率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工资增速，以及社保分担机制的相对不健全，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以及融资成本相对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金融抑制体制，以及直接融资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能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全，造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成本的相对偏高；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产业发展思维，以及地方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相对偏高的核心因素。

降成本的对策

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行政体制，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紧紧依靠落实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央各项部署，来全面降低实体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质上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等重大改革措施，同时，全面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各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进税收改革和完善收费机制，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短期来看，应该积极采取的措施是：一是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以便降低宏观税负；二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三是针对某些地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的动力不足问题，以及对系统性清理各项政府性基金收费的行为滞后的现象，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举措是降低相对成本。首先，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标之策是对中国当前的社保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其次，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本之策应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构建，促进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型过程，刺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大幅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在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的同时有效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同时，通过对《新劳动合同法》的适当调整，控制劳动力的绝对成本。

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首先，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模式，使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其次，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转型升级特征的金融体系。最后，在当前背景下，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引导社会资金、金融体系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的实施助力。

真正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其次，真正打破中国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以及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

打破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无序竞争体制，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是切实降低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的主要手段。首先，通过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同时，扭转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其次，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扭转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思维，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遏制中国各地政府对发展物流产业的不合理财政补贴奖励政策，改变中国物流产业目前处于“小、散、弱”的发展格局以及物流市场自身的市场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同时，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路桥收费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