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业落马官员进入密集审判期 权力加资本促生腐败

机场基建投入：

被忽视的风险防控

随着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和扩大投资，尤其是近几年国内三四线城市对于拥有地方机场的执着期待，民航基建投资正在重新回归快车道。

从2015年年底民航公布的基本数据和发展预期指标来看，2015年，民航局重点推进了193个大中型民航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5000亿元。而即将过去的2016年全年，民航局共计划开工重点项目11个，续建项目52个，全行业预计固定资产投资也高达770亿元。到“十三五”末期，全国运输机场总量将达到272个，通用机场数量也将翻倍。“需求其实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但航空业快速发展出现的巨量资金涌向民航基建、航材采购需求量增大、机场有限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容易让基建和机场管理成为腐败高发地。”张德友表示。

自2015年以来，国内几大枢纽机场就有三名高管被带走调查。2015年9月，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史博利被曝“贪污受贿上亿元”被纪检部门带走，相关司法机关正进行补充侦查；2016年8月10日，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原总经理刘子静因涉嫌受贿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移交起诉；2016年7月，广东省纪检机关通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向东“热衷求神算卦、出门看黄历、办事算时辰”，其因收受巨额贿赂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有业内人士分析，首都国际机场原总经理史博利的“落马”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其在担任民航局运输司司长时手握多项审批许可权而存在的权钱交易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他在成为首都国际机场“老总”岗位时正赶上机场扩建新建存在的大量寻租空间有关。

刁伟民介绍说，为了解决首都机场激烈的航班航线时刻资源竞争，北京新机场去年已经正式动工开建，一批航空公司为能成功争夺基地航空的许可而摩拳擦掌——成为基地航空往往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时刻等资源的分配。北京新机场能否实现公平的基地航空准入制度，也将关系着新机场的运营能否摆脱以往寻租模式阻碍，以更加市场化的竞争来实现时刻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在一项由外资航空调研机构进行的调查中显示，目前国内交通基建类的投资回报大概是在3%至4%左右。特别是在未来机场基建将会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这一前提下，新建扩建机场的盈利能力更加不乐观。原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曾在一次民航领域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全国200多个机场大概只有50个是赚钱的，其他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连年亏损的中小机场现状并不能阻挡地方政府建设中小机场的热情，因为新建机场不仅要考虑直接经济收益，还要考虑机场建设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旅游产业联动等社会经济辐射效应，所以各地呈现出“越亏越建、越建越亏、越亏越补贴”的怪象。

“国内机场运营和航空基建还不能说完全处于市场化状态，行政的支持干预无处不在。巨额投资的涌入，让民航基建项目和机场建设管理体现出高资本、高投入、大空间的特性，也让其成为腐败机会更多、风险更大的一个特殊领域。”刁伟民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