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塑胶场地仍在校园大规模使用 一些学校在观望

“毒跑道”长期存在并非认定无依据

记者 余瀛波

“毒跑道”这个去年曾令无数家长深恶痛绝的名词，在沉寂一年之后，再次浮出水面。

今年4月10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与北京市朝阳区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以下简称刘诗昆幼儿园)的公益诉讼，以调解方式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结案。

据悉，这是因“毒跑道”事件引发的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根据调解协议，刘诗昆幼儿园拆除园内铺设的塑胶跑道并铺上草坪，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助10万元。

在今年“世界地球日”到来前夕，《法制日报》记者就本案的前前后后，对绿发会法律部主任王文勇进行了独家专访。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这个“第一案”的背后，全国有塑胶场地问题的幼儿园和中小学，至今大部分还在继续使用，学校在观望，教育主管部门也还在犹豫。

王文勇透露，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绿发会正在着手进行相关诉讼准备，“但我们更希望在夏季来临之前，主管部门能够迅速妥善解决。”

对“第一案”结果满意但出乎意料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起诉讼最终是以调解形式结案的。而调解结果是：涉事幼儿园拆除园内塑胶跑道并铺上草坪，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助10万元。对于这一结果，绿发会是否满意？又是否在意料之中？

王文勇：绿发会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但不在意料之中。当时我们起诉了幼儿园和塑胶跑道承包施工方，而且我们主要还是想追究塑胶跑道承包施工方的法律责任，但没有想到塑胶场地承包方答辩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假的、发票是假的、账号是假的。后经法院调查证明承包协议上的公章确系伪造，账号也是假的、发票也是假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撤销了对该被告(原来掌握的承包方)的起诉。

被调查幼儿园大多拆除塑胶场地

记者：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助10万元，是哪一方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该基金会似乎与本案毫无关系，这是以往类似公益诉讼中的“惯例”吗？

王文勇：这是我们双方在和解过程中商量的一个结果。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这个案件没有关系。这也不是以往公益诉讼的惯例。

这10万元的捐款有表示歉意的意思，也有补偿环境损失的意思；但是幼儿园真正承担这部分责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幼儿园把他们集团旗下所有幼儿园中有问题的塑胶场地全部拆除了，具体数字应该有十家左右，主要在北京和上海。这也是我们能够尽快与幼儿园达成调解协议的主要因素。

记者：除本案中涉事幼儿园外，我还注意到，去年以来，绿发会还对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等学校进行过关注并发函调查。到目前为止，绿发会共对多少学校发起过类似调查？相关处理结果如何？

王文勇：我们调查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有二十几家，其中绝大部分已经拆除了塑胶场地，主要是通过发函和当面交涉解决的。

应明确塑胶场地是否可以进校园

记者：据绿发会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是否还有一些幼儿园或学校仍存在“毒跑道”问题？

王文勇：全国有塑胶场地问题的幼儿园和中小学，目前大部分还在继续使用，学校在观望，教育主管部门在犹豫。而他们坚持使用和观望的理由，就是以“国标”之名，而这个所谓的国标，还没有被废止。

记者：据报道，今年北京市将完成《中小学幼儿园合成材料运动场所质量控制标准》的编制，对“毒跑道”的认定将有据可依。据绿发会了解，“毒跑道”在我国存在有多少年了？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一直以来，“认定无据可依”吗？在绿发会看来，“有据可依”后，能否彻底根除“毒跑道”现象？

王文勇：“毒跑道”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十几年了，而且毒跑道的危害也已经早就讨论过多次了。长期存在的原因，不是认定无据可依，因为在去年之前，我们有很多人和机构，其中包括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曾经拿出“达标”报告作为对抗拆除问题塑胶场地的挡箭牌，而这个所谓国标是早就有的。

我不知道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是否还能拿出这个所谓的国标来测试学校的塑胶场地，在校园塑胶场地问题激烈的时候，不让拆除的理由，就是一些所谓有专业知识的中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标的检验报告。

我们认为，要彻底解决校园塑胶场地问题，先要明确塑胶场地是否允许进入幼儿园和中小学，如果允许进入，才有一个制定标准的问题。当务之急，质监部门应立即明确宣布原来所谓的国标，是不适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实际上根本就没写明适用范围。

希望在今夏来临前妥善解决

记者：据绿发会了解，在这些“毒跑道”事件中，共有多少青少年儿童受到影响？有患病案例吗？

王文勇：我们不掌握这方面的数据。

记者：目前，绿发会有无其他相关诉讼准备？

王文勇：有相关诉讼准备，但我们更希望在夏季来临之前主管部门(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能够迅速妥善解决。

记者：这起诉讼也让我们想起了去年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常州毒地案。据了解，常州毒地案一审判决绿发会败诉。在你看来，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有类比性吗？对于后者，绿发会决定如何应对？

王文勇：这两起案件没有类比性。常州毒地案是针对的工业场地污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要复杂一些；毒跑道事件纯属人为，只要教育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依法负起责任，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按照我们的调查和研讨，幼儿园根本就不应该允许塑胶场地进入。

对于常州毒地案，我们已经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环境公益诉讼压力阻力加大

记者：自去年底以来，在习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后，中央环保督查力度明显加大。今年以来，绿发会已发起多少例环境公益诉讼？在同相关方面的交涉过程中，是否能够感受到，各地有关部门的环保意识有明显增强？

王文勇：事实上，恰恰相反。今年以来，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增速放缓了，绿发会2017年只有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获得立案，感觉似乎进入了深水区。

在我们看来，各地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识确实增强了，但是也能感觉到，环境公益诉讼的压力和阻力都在加大，前景并不乐观。

两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获立案

记者：近年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直是竖在环保组织面前的一道门槛，这似乎也是导致很多诉讼无法真正触到痛处、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个关键。在这方面，据绿发会了解，今年是否会有所突破？

王文勇：本来我们现行法律是规定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特别是实务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这就造成了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困难。

当然，值得乐观的信息也有，据我们了解，目前已经有两家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获得受理了。绿发会今年计划要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方面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