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18中国经济亟待破解哪些新矛盾？

防控金融风险为何是重点？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形势趋于严峻？防风险该抓哪些“牛鼻子”？

高培勇：从国内看，当前金融风险与财政领域的风险交织。财政领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就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些年，在拉动GDP和“出政绩”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地方长期积累形成了庞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违规担保屡禁不止，这些违法违规债务，很多是向银行举借的。一旦处置稍有不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供给侧改革，控制财政风险的源头，疏解和释放风险压力。在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还要全面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打好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基础。

赵昌文：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首先是因为近年来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金融业净利润远高于制造业，导致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热、资本运作热、就业金融热较明显，不利于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创新泛滥，过度金融化、资金空转现象较突出，金融风险日渐积聚，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基础受到一定威胁。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无论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严重失衡，还是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都充分说明金融业强劲的虹吸效应会大大削弱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要着力解决“脱实向虚”问题，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除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要积极推动金融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刘尚希：越是高质量的发展，越要防范重大风险，保持稳中求进。社会分工越发达，彼此依赖性越强，“风险网”上任何一个点发生风险，会传导、引致更多风险。目前，很多创新是颠覆性的，又有“无界”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要防范化解“对风险管控不当”引发的新风险。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风险分层”，并明确自身的定位。现在，解决一些宏观审慎监管难以落地的问题，需要监管机构对“风险”进行科学分层，公共风险由政府管控，而个体风险需要由市场自己消化。未来，监管部门应重在监测，谨慎出手，多用市场手段实现优胜劣汰。这要求相关部门切实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快建立与新的风险形势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哪些基础性改革最值得关注？

记者：2018年，在基础性关键领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刘尚希：通过完善产权制度来推动国企改革，要完善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在国有产权向民营资本出让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市场化机制，实现平等交易？如何保护民企形成新的产权？对国有资源使用权、土地开发权、经营权和转让权，如何有效保护？这些都是重大课题。目前有《物权法》，但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亟待完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强市场产权交易的可预期性。

潘建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制度的改革。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过去多年经济呈现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联密切，而粗放模式带来的弊端，也与对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中偏重GDP等数量指标、忽视发展效率和资源环境保护等质量指标有关。考核从数量转向质量，指挥棒的方向发生大变化，指向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