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童遭宿管老师长期性侵 最小年龄只有六七岁

【除了司法保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何思云，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数学老师。

2017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巧听见学生们无意间说，晚上的时候，会被生活老师摸。

她立即选择了报警。

但与何思云相比，平南县当地的教育主管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让人诧异。

何思云说，由于当时学校没有态度，她就想到了上一级。给教育局局长打电话未接，发短信未回。

李杰清是平南县教育局局长，她对此事迟来的建议是：由家长报警。

这难免令人失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有教育管理，监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是有报案的义务的。如果连教育监管部门都对自己负有的强制举报义务不清晰、不履行，那么完善对孩子的保护就无从谈起。

其实，即使是对于不从事教育等特定行业的人，也都有权利和义务对儿童遭受的侵害进行报告。来自公民的举报应该成为预防和及时发现儿童性侵事件的重要一环。

去年8月，南京火车站猥亵女童事件在网上曝光后，引起全国关注；其后，重庆医院猥亵女童事件也被曝光。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在于：虽然旁观者众多、却无人现场报警，是经过网络的发酵，才得到关注与惩治。

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儿童性侵都不能得到及时报告和制止，那我们更无法期待发生在更隐蔽场所的侵犯被有效监督。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犯熟人作案高发，在世界各地都高达90%以上，许多就发生家庭内部，长期隐蔽，仅靠执法机构难以及时发现。这就使得民众自发的监督和报告显得尤为关键，否则，对儿童伤害的关注和保护将无从谈起。

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性侵害都是一个复杂的难题。无论是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助，都涉及到立法、司法、教育监管、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协同努力，也和民众的观念意识、重视程度、知识普及等因素息息相关。只有每一个部门都妥善履行使命、每一个民众都意识到自己分担到了一份责任，孩子心理的伤痕，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修复与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