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海拔5200米，过一个“假春天”——新华社记者2018年珠峰登山报道手记

4月末至5月中旬，是喜马拉雅山区登山季的登顶窗口期。新华社西藏分社分两批次派记者前往世界最高峰、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驻守海拔5200米的北坡登山大本营，报道本年度的春季登山活动。我有幸作为报道团队成员参与了两次报道，在“高冷”地带度过了一个不见春花但见雪花的“假春天”。

逃不过的“高反”

第一批上山的有四人——我、两位援藏记者、一位司机。我在西藏将近两年，海拔5300多米的冰川也爬上去过。所以，出发前同事们纷纷嘱咐我：照顾好两位援藏大哥啊！

果不其然，来自江西分社的视频记者余刚，在到达海拔4200米的定日县城后就开始不舒服，氧气瓶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在大本营的一夜，我们得以住在西藏登山协会的房子而不是帐篷里，房间里还有暖气和热水，套上睡袋暖和得让人忘记这是在零度以下的雪山脚下。本以为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谁知到了半夜，房间里还是响起了熟悉的“嘶嘶”声，那是余刚雷打不动的“夜宵”——吸氧。

身体状况让分社同事异常放心的我，那一夜也因为强烈的“心跳的感觉”几乎没合眼。辗转一夜后，大家在清晨看到珠峰从云雾中现出真身。余老师兴奋了，扔下氧气瓶扛起摄像机，爬上一个小山坡开拍，为当天的直播做准备。当然，被狂风直吹了十多分钟后，他整个人都在稀薄的氧气中凌乱了。而我则在一种宿醉般的状态中亢奋地完成了出镜。

奇怪的是，当登顶窗口期来临，我再次来到大本营时，竟如履平地。同行的藏族司机因高反难耐而下撤——从此，我就是比这位康巴汉子还厉害的女人了！

有多少种理由痛苦，就有多少种理由幸福

然而，如果再把我扔到五千多米的海拔待上十天半个月，我的内心还是会崩溃的。

除了前所未有的高反体验——心悸到说不出话捂着胸口提前结束采访之外，进山的路和山里的寒冷也让人终生难忘。

从定日县到珠峰大本营车程约两小时，其间要经过一段不间断的“卡子弯”翻山路。康巴汉子司机大哥第一次在导航上看到时惊呼：“人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啊！”

整个登山季，我六次乘车走过这段路，还曾在山路上与后方编辑部用微信商量直播，于是一路眩晕恶心。听分社老记者说，从前同样的“卡子弯”，地面是土石“搓板路”，那酸爽请想象一下……

珠峰公路。

到了珠峰有“五星级”之称的登山营地，吃喝住自然不是问题。登山公司帐篷的防风性能很好，我们自带的睡袋也很厚，但睡觉还是冻脚。

我每天是这样睡觉的：身上穿一件羽绒服，脚上裹一件羽绒服，头巾捂脸只露眼睛，头戴毛线帽，再用一个塑料瓶灌上热水放在脚边，然后钻进睡袋扮演蚕蛹。

不过，痛苦有多深刻，幸福就有多么独一无二。

清晨爬出帐篷时迎接你的白雪与红霞，傍晚时分稍纵即逝的日照金顶，明暗交际时雪山脚下传来的牦牛铃声，脸被吹得没有知觉的夜里看到的星空……

我有时会想，看过西藏，是否再无其他风景？

为什么非要上五千米？

那么问题来了，从报道的角度讲，如此状况百出，上五千米采访究竟划不划算？留在后方打打电话要要图片不能发稿吗？

事实上，西藏分社的登山报道在老一辈体育记者的努力下，树立起了几乎难以超越的行业标杆。作为后辈既无比自豪，又无比焦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到现场去，这是任何时代对记者的基本要求。虽然高海拔攀登情况特殊，我们无法一路跟随，但离现场近一点、更近一点，应该是记者的永恒追求。更何况，这是一个社交媒体和新闻可视化的时代。

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英文直播。由于时间紧张，三人团队仅用一晚就在缺氧状态完成了脚本，与登山协会和国际登山团队完成了对接——就是在那个几乎没人睡着的夜晚。

我们还在总社体育部的指导下拍摄了许多探营小视频，并传回了大量山峰上的珍贵视频和图片。尤其是在北大登山队登顶返回营地后，我第一时间获得顶峰视频，这也是新华社第一次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来自世界之巅的视频画面。如果没有多日在现场的守候，没有与登山队的长时间接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了亲身体验，我也由衷地对所有在高海拔地带冒着极大风险拍摄视频和图片的人们充满敬意。

除了让报道更具现场感，珠峰大本营也是登山季所有消息的汇总地带，记者在这里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掌握核心信息的关键人物，也能对登山活动的节律有最直观的体验。关于珠峰登山修路、希夏邦马峰攀登的最新动向，都是我在大本营与登山管理部门聊天时得知的。登顶消息能做到首发和细节翔实，也源于我在大本营步话机旁的彻夜守候。一些有趣的人物故事，同样是在大本营随机采访而得。

在珠峰和希夏邦马峰登顶窗口期，在身外寒气多、体内氧气少的情况下，我每天日出“上班”，日落也不“下班”。即便如此，我仍然感激这段经历，也感激同我并肩作战的伙伴。与所有登山者一样，我更感谢雪山对我的接纳，即便只是在山脚窥得其伟大的侧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