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合力，推动绿富同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走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福源泉生态示范基地，放眼望去，无边的沙地长满了沙柳、杨柴等多种灌木。去年冬天平过茬的沙柳，又顶出一人高的嫩枝，青绿的沙柳枝条随风摇曳。一簇簇沙柳林间的空地上，玉米、南瓜、西瓜等作物长势喜人。拨开枝蔓，沙地上碧绿的西瓜已接近排球大小。

道路一旁，工人正把刚平茬的沙柳枝条装上货车。东达蒙古王集团党委副书记秦飞告诉记者，这些沙柳的嫩枝将直接做成饲料，粗枝则会送往鄂尔多斯东达林沙产业公司，这家全国首家沙柳刨花板厂正加足马力生产。“我们生产的板材不使用任何黏合剂，板材完全靠热压技术成型，是纯天然、无污染的优质建材，供不应求。”他说。

一场透雨，些许微风。盛夏来到库布其沙漠，迎接人们的是和风、树荫、碧草、瓜果呈现的红娇绿软。印象中咄咄逼人的狂躁沙漠，也能展现温婉随和的翩翩风度，令人始料未及。

库布其的变化让许多人惊叹。秘诀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人在库布其治沙过程中敢为人先，锐意改革，探索形成了政府、企业、公众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

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凝聚起治沙的强大力量

“儿时留给我的记忆只有两个，饥饿和风沙。”从小生长在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的李布和说，这里地处库布其沙漠北缘，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乡亲们无可奈何，“那个时候沙子动不动就把农田推了，房前房后的沙丘经常拱上屋顶，人被沙子欺负得没办法。为了生存下去，只能跟沙漠抗争，可是同浩瀚的沙漠相比，人的力量太薄弱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沙区百姓过着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艰难生活，“春天种了一坡，秋天收了一车，打了一笸箩煮了一锅，吃了一顿剩的不多。”许多上了年纪的达拉特旗人仍然记得这首顺口溜。那时，屡屡出现沙进人退、背井离乡的“生态移民”。李布和也一度为生活所迫，外出挣钱养家。

面对脆弱、恶劣的生态环境，鄂尔多斯历届党委、政府一直聚焦治沙，接连出台政策措施。

——20世纪50年代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60年代提出“种树种草基本田”，70年代提出“逐步退耕还林还牧，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1978年，在自治区率先推行“草畜双承包”的生产责任制建设，推动了草原生态保护。

——80年代初，把“五荒地”（荒山、荒滩、荒沙、荒沟、荒坡）划拨到户，鼓励种树种草，谁种谁有，允许继承。实施“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以个体为主”的造林方针，出现了千家万户抢治荒沙植树造林的可喜局面。

——1998年至2000年，先后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三期工程、治沙工程、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日元贷款项目、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工程。

——2001年到2010年，鄂尔多斯将改善生态与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考虑，实施了农牧业生产力布局、人口布局、生产方式、种养结构、生态建设、资金使用“六大调整”。实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编制《全市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规划》，将库布其沙漠腹地等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划为禁止发展区；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出台“立草为业、舍饲精养、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一乡一镇建设一园一区”等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基本政策。

这一时期，“五荒”治理由以农牧民家庭为主，向企业、公司大规模开发建设转变，亿利集团、东达集团、伊泰集团、鄂尔多斯集团、通九集团、神华集团等80多家企业，纷纷进入库布其防沙治沙。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设。认定亿利沙漠生态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等44家企业为市级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着力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政府工作突出生态优先，厚植绿水青山新优势。

在发展沙产业、生态移民、禁牧休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和群众直接支持，有效促进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生态领域聚集，实现了防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由注重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向科技创新支撑下的综合防治转变，由单纯注重生态效益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