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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去得坚决，美国的生活却也艰苦——遭遇过歧视，面临过拮据，却从未弯过脊梁。博士论文答辩时，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认为不对，连说3次“No”。王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有信心，也镇定地回答了3次“Yes”，接着做了详细的阐述，最终获得导师的赞同。 但我最难忘的，是王先生对我讲的一件小事。 在美国时，她为了省钱，无论去哪儿，都是步行。她走得很快，因为只要看到美国人走到她前头，她就一定要超过他。正因为有这样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才支撑着王先生走得比别人都要远。 “国家不要给我那么多钱” 王先生去了美国不久，张先生也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跟了过去。两人还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王先生在美国的学术也做得很出色——她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我无法评价这是否过誉，但回国确实是王先生和张先生抛下一切做的决定。
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我问过王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回国。王先生答得简单，只说自己想回来，回中国做贡献。她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很真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先生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找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有人说王先生是“有福不会享，有钱不会花，有权不会用”。好像确实是这样，她这一生，一直在付出、在给予。如果说她最后还留下了什么，我就读一读她的遗书吧——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生前身后干干净净。 作者：段存华（口述）《环球人物》记者郑心仪（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