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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高龄,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时,他又一次挺直脊梁,向祖国和人民致以崇高军礼。
张富清和老伴在家吃晚饭(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程敏 摄 在卯洞公社时,他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一大一小两间,20多平方米,三张床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一家人除了几个木头做的盒子和几床棉被外,什么家当也没有。 “他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淡。他那时候分管机关,完全有条件给自己安排好一点。”董香彩回忆:“张富清的大女儿患有脑膜炎,因当年未能及时救治留下后遗症,这么多年来看病花钱,他从来不找组织特殊照顾。”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张富清给全家立下的规矩。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全面精简人员。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动员妻子从供销社“下岗”。 孙玉兰不服气:“我又没差款,又没违规,凭什么要我下来?” “你不下来我怎么搞工作?”一向温和的张富清脸一板:“这是国家政策,首先要从我自己脑壳开刀,你先下来,我才可以动员别个。” 孙玉兰下岗后,只能去缝纫社帮工,一件小衣服赚个几分钱。手艺熟练了,就开始做便衣,一件衣服几角钱,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 回家做完功课,孩子们都要帮妈妈盘布扣。到了后来,两个儿子穿针引线的功夫都毫不含糊。 有人替孙玉兰不平:他让你下来,你就下来,不和他吵? “这个事情不是吵架的事情,他给你讲,这是政策问题,他把道理说明白,就不吵。” 那些年,张富清每月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除了患病的大女儿,其他三个孩子下了学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打辣椒。 “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脚上的解放鞋被脚趾顶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脚面上。”小儿子张健全记忆犹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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