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到不通公路的省定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当时办公地点在廊桥边上的土坯房里,午休吃饭就安排在廊桥上。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随后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习书记在下基层的时候,特别注重发现好的典型,希望通过树典型,以典型引路,带动更多地方发展起来。”李金煊说,“习书记常说,地委工作大多数涉及农村,没有典型的东西,说服不了基层。” 1990年1月,来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的同志,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叫《滴水集》的册子。这本近400页的册子里,一共有72篇文章,收集整理了当时宁德地区的各领域典型经验例子。 李金煊是当年《滴水集》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回忆说,1989年底,习近平请他牵头准备这次会议典型材料汇编,并交代他:“要把这两三年工作中典型的、有进步的、有发展的都收集起来。” 筹备小组经过43天的调研,走遍闽东各县,最终整理出一本材料。册子编好了,习近平看过之后,建议取“滴水穿石”之意,把这本册子的名字定为《滴水集》,还亲自做了序。 后来,这本《滴水集》中具体详实的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1989年2月25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山鸡飞上凤凰台》的报道,说的是宁德农民给地委干部作报告的新鲜事。 福安市坦洋村老大队长刘少如带头办起福安市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带领全村种茶致富。习近平到坦洋村调研时评价刘少如:官不大,但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习近平亲自邀请包括刘少如在内的八位基层农民代表到行署会议厅向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用一村、一户、一人的变化,讲述了十年来改革政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让百姓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重心。” 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说,“习近平同志把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事,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困难。”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钟雷兴说,“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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