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记者 郑璜 《茶道》杂志社
一个是中国最古老最普通的饮品，衍生出的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一个是能够折射出一个国家文化精神的新闻工作者——当报人遇上茶，茶香滋养了报人精神，报人则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一）
19世纪末，世界茶叶格局发生了大洗牌，原本占据世界茶叶贸易总量80％以上的华茶，遭遇了英国人的阻击。他们一边向中国输入鸦片，一边想方设法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开辟新的茶叶基地。华茶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出口话语权就此丧失。
同样在19世纪末期，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作为舶来品，终于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近现代史。
报人与茶的交集，可不是“一杯茶、一张报”那么简单，其间的玄妙之处早已注定——1872年，《申报》于上海创刊，其创始者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最初来中国原本是从事茶叶贸易，后来才转行办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五口通商让茶叶出口激增。在众多利益的驱使下，“假茶”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危害整个中国茶业。创刊不久的《申报》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发表社论对此进行抨击。
“查运茶出洋，实为中国诸货之巨擘，若不整顿，茶色日坏，茶名岁敝，败累通商之事，寔莫大焉。”《申报》对于茶叶出现的问题忧心忡忡，指出茶叶是中国出口商品的“巨擘”，若制假售假，必将影响整个中国茶叶之名，出口受阻。
直面问题、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正是多少报人毕生所求。
翻阅徐明新所著《福建新闻史》，发现作为我国茶叶主产区的福建，报与茶的渊源，同样匪浅。
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初，福建出现了为茶叶贸易服务的《茶讯》（Tea Information）。
1853年即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战争转移到长江沿岸，闽北山区通往九江转沪、穗的商路切断，闽江运茶的商路开通，福州成为福建茶区唯一出口口岸。加之清政府开禁茶市，“各国船只驶闽运茶叶遽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散地，1866年以后的二十年间，茶叶出口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
《茶讯》由福州英商天祥洋行、德商禅臣洋行联合其他经营茶叶的洋行创办，主要刊载福建与外商的茶叶贸易市场行情，系周报，除刊登茶叶市场信息，有时也报道外国人关心的时事消息和地方新闻。
在中国茶文化久远漫长的发展史上，历代文人最先培养起对茶这种饮料的独特感觉。他们最先体会茶之神韵，同时不断丰富茶文化的内涵，引领茶文化的潮流。而报人不仅是文人知识分子，其职业还有特殊性——报刊作为面向大众的广泛性读物，除了传递新闻信息，在思想文化传播与教化方面的功能不言而喻，对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时代洪流奔腾，报业与茶业都走上了奋发自强的道路。
（二）
茶是绝佳的文化载体。一方面，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文人墨客皆以饮茶为雅趣。另一方面，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亦是普通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是最平凡朴素的日常。在不少报人的世界里，茶如影随形，称得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报业先驱、福建闽侯人林白水（1874—1926）1901年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来，25年间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10多种，1926年8月6日，因在社论中屡次抨击军阀张宗昌，被张逮捕杀害。林白水的笔致如大江奔流，抨击时弊、为民请命，文风犀利，敢怒敢言，被誉为逢恶必顶的“独角兽”。
有一次他请朋友吃饭，发现口袋里没钱，他说道“给我一盏茶的工夫”，便伏案疾书，一篇千言文章就搞定了。他让仆人将文章送去报馆、要现钱，然后请朋友吃饭。一盏茶的工夫究竟是多长时间已无从考证，从其脱口而出中，可以推断喝茶是他平日里的习惯。
饮茶既可疗嗜睡，又令人常醒觉，因其味清、性俭，更是被赋予了正直、清廉以及智慧明觉的含义。爱茶的报人还有不少：
主编过《民报》《大共和日报》等报刊的章太炎，平日里不管有事无事，总是手端一把紫砂茶壶，时不时啜上几口，其乐陶陶。
1914年，袁世凯复辟之心昭然若揭，章太炎为民请命决定当面质问袁世凯。袁世凯避而不见，并把他关到龙泉寺。章太炎气急之下宣布绝食，以死抗议。但他补充道：“不过，茶我是要喝的，每天早上你们只要给我泡上一壶茶来就行了，我是绝食不绝茶。”后来，有人告诉章太炎：袁世凯是你的死敌，巴不得你死，你绝食死了，岂不是了了他的心愿。章太炎觉得言之有理，随即停止了绝食。
被誉为“中国报界宗师”的张季鸾，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还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担任过《大公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等报的总编辑。他每天来报馆很晚，先看当天的报纸，然后喝茶、接待来访者，与人谈论。那时的报纸截稿时间很晚，他总要到每晚各地新闻到来之后，根据版面空出的大小，再琢磨社评。他还会邀朋友到办公室喝茶，谈对当日新闻的看法，随后落笔成文。
“一手写小说，一手办报纸”的张恨水承认，自己是个有茶癖的人。“炉头上，我向例放一只白搪瓷小水壶，水是常沸，丁零零的响着，壶嘴里冒气。这样屋子里的空气不会干燥，有水蒸气调和它。每当搞到深夜，电灯灿烂地照着花影，这个水壶的响声，很能有助我们一点文思。”茶香氤氲间，张恨水一生留下中长篇小说两千余万字，时评、散文、杂文、诗词等一千余万字。
报人或三五好友点烟、沏茶、唇舌交锋，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下，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或独坐书斋，轻啜慢品一盏清茶，在平展夷畅的心境中以新闻记者的眼光来记录、洞察社会，用文字留下形象的社会真实。
茶叶可饮可食，茶香可浓可淡，但报人茶盏中荡漾的，是共通的家国情怀。
一张报纸，往大了说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细微处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邹韬奋（1895—1944）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记者、出版家，由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及创办的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
“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是邹韬奋的办刊宗旨，受到裨益的，包括日后的“茶界泰斗”张天福。
出生于名医世家的张家独生子，没有遵从父母对其承继祖业、攻读医学的期许，而是选择了当时著名的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张天福看来，中国数千年以农立国，万事以家业为本，福建有“茶、纸、木材”三大特产，他将来要做的，是复兴农村的“带路先锋”。
在南京读书期间，张天福成为《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思想上深受其鼓舞和影响。他有一本伴随一生的《生活日记》，这是《生活周刊》对经常订阅杂志的读者的馈赠，封面上烙印着他“立己立人，强国强种”的座右铭。
沿着自己订立的座右铭，张老长期从事茶叶教育、生产和科研工作，特别在培养茶叶专业人才、创制制茶机械、提高乌龙茶品质、恢复和发展福建茶叶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则致力于审评技术的传授和茶文化的倡导。
彼此滋养、互相成就，算得上报与茶之间的一段佳话了。
（三）
即便在文中写道“白开水最好喝”，但出生在福州的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邓拓不得不承认，他以前也喜欢喝茶，并且很讲究品茶。如果要说茶经，也能勉强发挥一点个人见解。毕竟在喝惯了大碗茶或者盖碗花茶的北方人看来，福建的工夫茶实在称得上是讲究了。
更多报人还是去茶馆喝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这里汇聚了芸芸众生，浓缩了社会百态，无疑为报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要论泡茶馆的“疯狂”，无人能及赵超构（笔名林放）。
上世纪30年代，赵超构参加重庆《新民报》工作，每天晚饭后都要到茶馆约三五知己见面，高谈阔论一番。这些碰撞的闪光点，成了生动的素材。他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喝完茶，回到报馆里，每天来它一段，真是精彩！”农民、城市工人、乞丐、小偷等各色人物、各类事件就是这样被赵超构写进报纸。若没有茶馆，没有茶客，恐怕内容会减少三分丰满与滋润。
1958年1月，毛泽东到杭州，某日连夜用专机从上海接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到西湖刘庄喝茶叙旧，与党外知识分子彻夜谈心，演绎了传诵至今的“西湖佳话”。
毛泽东紧紧握住赵超构的手，恳切地提醒说：“听说你常常去城隍庙泡茶馆。泡茶馆我不反对，不过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接触工农群众。”
“在城隍庙喝茶也好，在弄堂乘风凉也好，都是接近群众的最好时候。”赵超构自己也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善于观察一切，然后加以分析研究，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更接近群众，编出来的报纸也就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其“短、广、软”的标志性办报写作理念，也以他的茶馆见闻为基础，成为他办报生命力的源泉。
无独有偶。改编了《祝福》《在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剧本的作家、文艺评论家、报人夏衍，在1945年曾任《华商报》编委，主编副刊《茶亭》。在为《茶亭》献词《请大家来歇脚》中，夏衍阐扬了他的茶道观和审美观：“当人们挑着重担走路，捱着困苦前进的时候，忽然望见了前面有座茶亭，一定会很高兴，一定会跑得更快些，肩上的重担也似乎轻得多了，他们需要快些走进茶亭里休息，舒服地喘口气，减轻疲劳，恢复气力。粗看起来，人们对于茶亭的留恋，是为了一时的凉快与舒服，其实呢？是为了继续前进。”
在这个“茶亭”里，既包含了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时常走走停停，用短暂的休息自省和思考，更好地调整方向出发；更以茶为媒，倾听群众的声音，用笔头为民发声，化解民忧。
关于泡茶馆的场景，张恨水在《茶肆卧饮之趣》写道：间数日不知肉味，偶遇牙祭，乃得饱啖油大。腹便便，转思有以消化，于是亟趋小茶馆，大呼沱茶来。肉吃多了，来茶馆，喝上一碗助消化的沱茶。即便如张恨水这般嗜茶的人，所谓的喝茶真的仅是“喝”，而不是“品”。
毕竟世道到了什么境地，生活还是要继续。当民族陷于危亡之际，如果还能从容地喝一盏茶，已是对残酷世间最好的告慰。
（四）
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人在草木间寻得良味，亦在草木间感知天地，老祖宗造此字，抑或是告诉人们“人生如茶，茶如人生”的道理吧。
人们常说，茶有三次“生命”：第一次来自茶农，第二次来自制茶师，第三次来自茶艺师。
其实，这也是茶所经历的三次“磨难”。茶树，在自然中，栉风沐雨，砥砺风霜，还有杂草、病虫害的侵袭。采下后，或晒，或揉，或摇，或碰，或炒，或焙，历经磨难，从一片树叶变成一枚茶叶。或煮，或煎，或泡，浮浮沉沉，接受沸水的洗礼，重新丰盈饱满，鲜妍的色泽，沁人的芬芳，甘醇的滋味，茶的新生。
都说浮生若茶。人生的际遇亦如茶，只有历尽浮沉与煎熬，才能沁出醇厚的茶味。毕竟生活并不总是“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的闲适从容，反而充斥着种种不确定和不安定。
知名媒体人曹景行的一段人生经历，或许就是人生如茶的最好脚注。
1968年8月6日，上海市抽调各区各校千余名1966届初高中毕业生，从人民广场出发，乘长途汽车奔赴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其中有个21岁的大龄知青，就是曹景行。
这个茶林场虽名叫“上海”，却是远在400多公里外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的大山里。茶林场坐落于箬岭脚下，有座叫“雀岭”的山头，将茶林场与外界隔开。“雀岭”，就是山高得连鸟雀都飞不过去，足见此地有多闭塞。但，这却是一块宜茶的风水宝地，是名茶黄山毛峰的核心产区，也是安置知青的理想之地。
从上海到黄山，在没有高铁、高速公路的年代，要舟车劳顿，翻山越岭，花费两三天时间。
1968年—1978年，曹景行与知青们在山里开荒种茶。虽为一介文弱书生，但他却也是“扛过木头、挑过担子、种过水稻、下过车间，冬天还要到附近的山上去砍柴，天黑以后，再扛着百十斤重的柴火一步一步走下山。不仅肚子饿得难受，浑身的汗水也会变得冰凉，但是这一切教会了一个词叫‘承受力’”。
曹景行都不抱怨。劳作之余，也总是手不释卷，历史、哲学、文学、科技……涉猎广泛。在他眼中，精神“食粮”与果腹食粮同样重要。
十载光阴，曹景行开过许多山，种过许多茶，吃过许多苦，也读过许多书。这段珍贵的人生经历，磨砺了他坚忍顽强的品格，亦是成就他成为“新闻雷达”（窦文涛赞语）的深厚基石。
林清玄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主编、主笔等。但此刻，我们更愿意称他为：一个很懂得“品茶品味品人生”的作家。
从3岁开始，林清玄就得到了茶香的浸染。他的祖籍是福建漳州，一个盛行饮工夫茶的地方。先祖自明末渡海迁台，到他已是第13代。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饮茶是闽、台两地的生活日常，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稀松平常。林清玄家中院子里有一张石桌，上有一把铸铁大茶壶，下面还有炉子。父亲和邻里乡亲耕作归来，常常围桌而坐，一人端一只小茶壶，对着壶嘴啜吸茶汤，酣畅淋漓。
啜完茶，茶壶通常不会收起来，放着次日母亲来整理。年幼的林清玄，觉得大人们围在一起喝茶，有说有笑，茶壶里一定是好东西，便等大人们走了以后，把壶里剩下的茶汤吸干净。好奇也好，偶然也好，他与茶的缘分就此结下，纵贯于他60余载的人生。
生活，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人品尝到的是甜蜜，有人品尝到的是苦涩。“每天的生活就像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很相近，然而善泡者泡出来的茶更有清香的滋味，善饮者饮到更细腻的消息。”在林清玄清新幽远、空灵流动的笔下，不只是满溢的茶香，还有他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走过兵荒马乱，当我们回首报人与茶的往事时，是多么庆幸拥有了如今的淡定从容。今日的中国正借助报人、媒体，将茶和茶文化分享至全世界，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提供一个可以深刻思考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维持和谐友善关系的有效途径。正有道是：“一杯清茶慰岁月，偷得安闲做诗文。”
报人眼中的茶道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
——鲁迅
爱侣在怀，茶香沁鼻，无言以对，这才是人生至乐。
——曹聚仁
每早不去吃二三十分钟茶，这一天也不会舒服。
——张恨水
粗看起来，人们对茶亭的留恋，是为了一时的凉快与舒服，其实呢？是为了继续前进。
——夏衍
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经常被列举的是火药和造纸。然而在中西交流史上，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
——萧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