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是古代中亚文明的核心之地。回顾历史，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表明，早在青铜时代，来自中国的小米就已经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在以苏尔汉河州萨帕利特佩为代表的若干遗址中被发现。
公元前2世纪中叶，游牧人群月氏经伊犁河、楚河流域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阿姆河流域。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寻找月氏人。约公元前138年，张骞出发后不久就滞留匈奴，在当地生活了10多年后，才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巴克特里亚），找到了月氏人。这些都是《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历史，那么，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都没有定论。从2000年起，我率领西北大学考古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踏上了寻找古代月氏文化遗存之路。
追寻古代月氏
从2000年起的10年间，考古队在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最终确认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以新疆东天山地区为中心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是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遗存。然而，要使这一发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只有找到西迁中亚后的月氏文化遗存，通过系统比较研究后，方能实现两者互证。
为此，我们从东天山地区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2009年，我第一次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考察。2011年，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联合考察队，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展开全面考察。2013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了中乌联合考古队。
针对古代游牧族群的考古调研，我们摸索总结出一套“游牧聚落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所认为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并逐步探索出“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我们踏遍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克服语言障碍，逐步了解并掌握了各时期、各类型文化遗存的特征、分布现状和分布规律。同时，针对以往考古研究的空白、缺陷和错误观点，中乌联合考古队开展了科学精准的小规模考古发掘。
在新疆和中亚地区，我们新发现了大量古代游牧聚落遗址，从而使我们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5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位于撒马尔罕市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张骞经康居抵达月氏的史实相呼应。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不已：找到了康居的遗存，就离找到月氏文化遗存不远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在西天山南麓的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一处古代墓地因当地居民取土建房而被暴露。我们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从拉巴特墓地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来看，这类文化遗存在本地区找不到来源，却与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的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从其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看，应是西迁中亚后的古代月氏留下的文化遗存。至此，中乌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知悉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在全球视野下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佐证。
复原丝路历史
自古以来，中亚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古代人群的迁移、商旅贸易和货品转运，使这里成为国际考古的热点地区。2014年，我们在撒马尔罕遇到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毛里齐奥·托西，他率领的意大利考古团队已在撒马尔罕盆地进行了15年的考古工作。刚见面时，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已经没有必要。然而，当得知我们在他们工作多年的区域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后，他的态度立刻发生转变，要与我们商谈合作事宜。
在我们发掘拉巴特墓地时，一位日本学者拿着他们从一座古城遗址发掘的陶器图问我：“你们发掘的陶器与我们发现的陶器一样，为什么说你们挖的是月氏的，我们挖的是贵霜的？”通过多年对古代农牧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由于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原料来源等原因，古代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陶器，他们使用的陶器来自农业人群的作坊是很常见的，不能因为陶器一样就认为他们是同一文化、同一人群。这也提示我们，在找到月氏遗存后，需要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稍晚的贵霜帝国之间的关系。
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贵霜、康居和粟特之间的关系随之成为我们新的课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进展。2018年至2019年，通过系统区域调查和勘探，我们在苏尔汉河东岸的乌尊市谢尔哈拉卡特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墓地，清理了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25座。这批同时期的墓葬形制和埋葬方式多样，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比，二者应属两类同时并存的、不同人群的文化。我们的发掘工作吸引了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多国考古学家前来参观，他们均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表示惊讶和钦佩。目前，中乌联合考古队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系统的证据链条，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及突破性观点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如果说，此前我带领团队在中国境内进行丝路考古，填补了我国丝路考古领域的空白，那么走出国门开展东方视角下的丝路研究，则改变了过去西方视角下的丝路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为复原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谱写合作新曲
多年来，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立民族大学和铁尔梅兹大学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哈萨诺夫·穆塔利弗，是我第一次赴乌就认识的老朋友。经过10多年的合作与朝夕相处，尽管在语言上还有障碍，但我们在思想上互相理解，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可以说，中乌联合考古队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和进展，与乌方学者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
相互尊重是联合考古队建立互信的基础。我们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我们曾经历过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我国进行掠夺式考古的历史，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遭遇，留下了许多令人痛心的记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境外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时，绝不重蹈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覆辙，在联合考古工作中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不仅要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而且必须要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例如，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考古发掘现场，我们在撒扎干遗址一座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修建了保护性展示大棚。这种做法在当地获得了广泛好评。
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展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金银器、铜器、铁器、玻璃、玉石、玛瑙等80组（件）于撒扎干遗址和拉巴特遗址发掘的文物首次展出，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续写了中乌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为进一步扩展考古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同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学术机构，在已有双边合作研究机制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了费尔干纳盆地考古中、乌、塔、吉四国交流合作机制，开创了中亚地区联合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此外，我们坚持多学科、多单位合作的工作方式，国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学生都参加了联合考古工作。这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从事丝路考古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也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了青年一代学者。
今年，中乌联合考古工作再次启动。8月，我率领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代表团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学术机构开展合作交流。乌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对我说，他希望中方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考古遗址保护方面向乌方提供帮助。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国本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和大遗址考古的理念和实践，值得与乌方分享，这会成为未来中乌联合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多年联合考古工作令我感受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以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联合考古实现了中乌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了中乌两国民心相通，为双方的深厚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