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归宿——家
——回忆母亲
编者按：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妇女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下面这篇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臧杰斌同志所写的纪念母亲的文章，便生动讲述了一位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对美好生活孜孜以求，为小家、为大家辛劳奋斗一生的动人故事。
三八节到了，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我敬爱的母亲。
父亲2021年1月3日去世后，母亲便日夜哭泣，不胜悲痛，于当年4月9日脑梗发作摔倒在自己院中的蚕豆地里，后来经过近20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悉心护理，也未能挽救她的生命，最终于2022年11月23日离开我们。两年之内，父母集中离世，给我们做儿女的心灵以沉痛打击，直到现在都不敢相信父母真的永远走了。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梦里，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像放电影一样经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和眼前。
前年5月，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我父亲的文章，题目叫《忆父亲 知党恩》，主题是通过父亲一生经历来说明千千万万个像父亲这样从事医务工作的人员是知党恩报党恩的。而母亲一生的主题是什么呢？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母亲的一生就是为家庭特别是丈夫和子女而活着的一生。为家庭生存发展和幸福而活着，就是她一生的初心和使命。其实，这也是一种家国情怀，因为每个人把自己的小家弄好了，也是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繁荣稳定作出的贡献。
母亲生于1941年阴历4月10日，公历2022年5月10日是她82岁生日。据我三弟和母亲的护工小王讲，在她生日的前几天，她每天都要求小王拿纸和笔给她，每天都艰难地写下无数个“家”字，连续好几日。母亲自生病卧床后，一直不能讲话，右脑三分之二堵塞，导致她左边身体不能动，并丧失语言功能。但是让人感到非常神奇的是，她还能写字，能写自己的名字，也能写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字迹最为工整最清晰的就是“家”字。她生日之前连续写的“家”字，越写越清楚。每当写完“家”字，她都要指一指病床的西南方，那里就是位于康桥小区的家。我弟弟和护工于是乎明白了，她是想在生日那天回家过。为了却母亲的心愿，我的姐姐、二弟、三弟、护工小王于去年的5月10日当日，将她穿戴整齐，用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家里。短短两公里的路程，她竟然呕吐了三五次，大家不停地给她揩擦，虽然有点麻烦，但都认为很值。到家后，她躺在以前熟悉的床上，露出了微笑，显得很满足和踏实，还不停地拍拍床，意思就是说，这是她的家，是她心灵的归宿。
一、从乡间一间半的茅草房到五间青瓦房——初期家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业待兴，从城市到乡村，人们的衣食住行条件都非常困难。父母亲于1962年初结婚时，他们的婚房是一间半茅草房。此房缘何而来？是源于父亲的爷爷和他的弟弟于建国后不久两人共同筹集资金盖了三间茅草房，从产权上说一人分得一间半。后来这一间半的产权就由我父亲继承，他和母亲结婚时就住在这里。
父母结婚时这个房子已经盖了三五载了。现在的年轻人对土坯房茅草房可能不很了解，甚至于在公园里供人观赏的茅草房还令年轻人特别羡慕。可当年实际用于居住的茅草房，是非常简陋的。我就来介绍一下儿时记忆中的这三间茅草房吧。该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县沈灶乡爱丰村南巷子自然村，墙是土坯墙，土坯取之于河床或自家自留地里，土呈黄色。取的原土粘性越高，打成的土坯就越牢固。土取完后，用一种特制的模具打制夯实，然后把土坯当成砖来砌，盖三间茅草房约需三千多块土坯砖。墙砌好以后必须要找木头或竹子来做房梁，房梁架好后再用芦苇编织的席子盖上，最后用成组成组的茅草盖顶。土坯墙茅草房从现在的角度看，确实属于原生态，没有污染，但是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在狂风暴雨前，它的抵抗能力很低。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1968年左右的一个夏季的晚上，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致使土坯墙透水严重，房子东面的整面土坯墙向外倒塌，接着房顶的茅草被大风刮走，屋顶上形成了一个大洞。所幸土坯墙是向外倒塌，如果向内倒塌，睡在床上的母亲和我就非死即伤。情急之下，母亲只能顶风冒雨带着我到外婆家暂住。
土坯墙不光承受不了风雨长期或猛烈的侵袭，而且因土中含有蛇卵，气温一旦适合，就会孵化钻出小蛇出来。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把我吓得够呛：一次是一天早上醒来时，翻开枕头，发现下面有条小蛇；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发现厢房的门后有一条大蛇在游动。
茅屋的居住条件是极其简陋且充满危险和隐患的，而此间的一日三餐的饮食保障则更为粗陋不堪。一间半房，一间用来住，半间用作见客和做饭吃饭。由于当时经济条件跟不上，我们家的灶只能用“土墩子”。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灶，即在厢房门口靠南墙边上，用砖头垒一个简易的只有一个灶头的土灶，支上一个锅，把墙打一个洞，安一个简单的烟囱。煮饭时，用茅草、棉花秸杆、麦秸杆、树枝等作为柴火烧饭。天气好的时候烟还能顺利排出，如果天气不好或刮南风时，烟就排不出去，回流进来，搞得堂屋里都是烟，烧饭的人会被熏得涕泪直流。
就在这样窘迫不堪的居住环境中，母亲顶着父亲长期在外学习和工作顾不了家庭的压力，主要凭一人之力，依靠种地以及后来当耕读代课老师挣得的微薄收入，把我抚养大。在她的眼里，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而我是家里未来的希望。记得在2021年4月5日，她突然给我回忆起了一件往事，她说：“儿子，在你周岁的时候，你穿着小棉袄、小棉裤，可以蹒跚学步了，我把你放在吃饭用的小桌子上，你虽然走不稳，但爷爷奶奶看到你那憨态可掬的学走路的萌娃样子，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第一胎生儿子是很值得自豪的。母亲说起这个事情，不光是为我自豪，也是为她自己自豪。
到了1970年，为了彻底改变这样困难的居住条件，父母在离茅草房约1.5公里的一个叫野鱼塘的地方，买了1块地，先盖成三间瓦房，后再盖两间瓦房，加上前后院。和原来的茅草房相比，这样一种徽派建筑的青砖青瓦五间房算是鸟枪换炮了。土坯墙变成青砖墙，屋上的茅草变成青瓦，两家人同处一个屋檐下变为一家人独门独院，厨房从无到拥有两间，还在后院盖了一个专门用于堆放柴火的小棚子，总体的居住和餐饮条件有了极大改善，根本不用再担心什么大风大雨的袭击和阴天下雨导致柴火湿了没法生火的问题。
在筹备建房期间，父母省吃俭用，靠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钱购买砖瓦木料、水泥黄沙。动工当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光是为木瓦工师傅准备每日三顿饭就耗费很多精力，又加上坐在摇篮车里的三弟摔下来磕掉门牙要送医院救治，忙中添乱，苦不堪言。但为了拥有一个牢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再苦再难，父母也忍了下来，坚持了下来。
盖新房子所需经费额度大，光靠省吃俭用来积攒钱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举借外债。当时乡下人普遍不富裕，手头没有多少钱。想多借点钱，零零星星地找亲戚朋友帮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乡里有一种叫做“会”的筹款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会”其实就是广泛流行于苏北农村的由乡民按乡规民约和诚信原则自发组成的资金互帮互助组织。该民间组织一般由20-30人组成。会员每人都往会里注入5元（后来逐渐增加到50元）钱作为会子，会的资金总额或为两三百元，或为一千多元，会主由发起人担任。每年不定期举行摇会活动，最重要的一次是在春节期间。摇会的规则是，凡掷骰子点数大者则会里的所有的金额则借给此人使用，每月还本金5元，一般20个月内还清。如会里谁急需用钱，比如盖房子、娶媳妇之类的，还可以向摇得此会者借会，条件是帮其交5元会子。每次摇会活动，都会分5批次按掷骰子的点数大小，将前5个月得会人的名单定下来。记得大约在1969年左右的一个春节期间，农闲时节，当时南巷子的会主叫赵广发，在他家里举办摇会活动。我当时7岁，母亲作为会员，便带我去参加，权当做一次娱乐活动。但母亲此次参与摇会，是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为盖房筹款，最好是自己能撞大运掷到最大点数的骰子。如若不然，就向摇得此会的人借会。赵广发家位于南巷子村的北边，靠一条大河边上，房子是三间朝阳的砖墙茅草房，在当地算是条件不错的人家。加上赵广发本人又是大队长，所以在村民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我和我母亲去的那一天，大概是正月初五，民间认为这一天是迎财神的日子，属黄道吉日。当天下午大概两点多钟，我和母亲到了赵广发家。只见堂屋里面摆了四张八仙桌，桌上放着茶杯、香烟、炒花生、炒瓜子。每张桌子坐了五六个人，大家喝着茶，磕着瓜子，聊着天，还有抽烟的，满屋子人声鼎沸、乌烟瘴气。跟随家长来的孩子不少，感到这个场面很热闹，很好玩，便在屋里围着桌子疯跑。吉时一到，摇会正式开始。会主主持，先简单说几句，然后由会员们按抽签的顺序掷骰子。只见一个白色的大碗里放着两个骰子，然后上面再扣一个白色的小一点的碗。掷骰子的人上下摇动，动作娴熟的人会摇出许多花样动作，看着也是一种享受。如果有人摇的时间太长，主持人和监督人，包括旁边的会员就会提醒他，甚至有人会批评他。现在想来，这种集会也有助于村民之间加强了解，增进感情，有利于形成乡邻和睦、守望相助的淳朴民风。此会，我母亲真是运气特别好，竟然拔得头筹，摇到了最大的点数，筹措到两百多元钱，解决了大问题。所以说，我们家能盖成新房子，与许多乡邻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民间有一句俗话：有借有还，下借不难。为盖新房子，我们家欠了将近2000元的外债，其中包括摇会的钱。在现在的人看来，2000元不算什么，可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大概是1978年左右，为了彻底还清外债，消除这块压在心里的石头，父亲倡议并征得母亲同意，决定通过搞家庭副业来赚钱。经过简单的市场调研，特别是到附近邻居家里观摩，我们发现通过家庭编织绳包和压芦苇柴帘销售，是一个很好的来钱门路。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分工如下：由市医院调到县人民医院的父亲负责家庭副业产品销售和芦苇的采购，我和二弟负责采购草绳和编织绳包、柴帘，三弟负责理绳等打下手的活，母亲负责内外协调和后勤保障。通过近两年的努力，我家一举还清外债，并且略有结余。现在回想起这段时光，感到是那么的温馨和幸福。每当到了礼拜天，我和二弟就在院子里展开织绳包的劳动竞赛，比谁织的数量多。头一天，母亲和三弟理好的草绳，一堆一堆的毫无纠结地堆在一起，便于我们编织。太阳刚出来还没吃早餐，我们便从屋里把编织绳包的木架子、铁签、梭子等工具拿到院子里，迎着晨曦开始编织。一梭又一梭地编织绳包的“嚓嚓”声，阳台上摆放的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伴着我们家自己养的一条叫作花喜的狗的吠叫声和家里养的走来走去的柴鸡的鸣叫声，四声合一，组成了一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农家劳动进行曲。与其说是我们在编织草绳包，还不如说我们是在编织梦想，编织未来。院中为我们忙碌三餐的母亲看到眼前这幅农家小院的场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时不时地要笑出两声，并一再提醒我们哥儿俩正在长身体，不要累着，干一会儿，要歇一会儿，劳逸结合。
那时候，我和我两个弟弟都在上学，我读初中，他俩读小学。母亲说学生要以学业为主，搞家庭副业只能为辅，所以从周一到周六她不允许我们织绳包、压柴帘，没有完成的作业也要求我们连夜写完，我记得我们弟兄三人经常在堂屋的煤油灯下写作文、做数学题、练毛笔字。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由较为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文化大革命，到粉碎“四人帮”，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我们这个小家的衣食住行也随着这个大时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母亲的具体操持下，我们弟兄三人身上穿的，是一种叫做劳动布的布料制成的衣服，价格低廉，但很结实耐磨，脚上穿的是母亲做的千层底的单布鞋或棉鞋。赶上过年，我们每人都会有一套新衣服。吃的方面，两稀一干，早晚稀饭中午干饭，因为父亲经常会从市里带回来一些大米，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现象。难忘啊，院中春节前那蒸馒头、做米糕的火热场面，秋季晾晒腌制的黄黄的萝卜干、绿绿的油菜的场景，我过十岁时晚上堂屋大梁上高挂雪亮刺眼的两盏汽油灯、宴请四桌客人的热闹景象。最难忘的是，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没有什么吃的时候，母亲为了改善我们弟兄三的伙食，隔三差五地会用春节前腌制的腊猪头肉炒蒜苗，吃起来那才叫个香，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住的房子，如上所述，由原来一间半的土坯墙茅草屋变成带有前后院的五间大瓦房。出行的工具，1978年父亲用家庭副业赚的钱买了一辆上海产的凤凰牌PA18型自行车，当时拥有这种车的人比现在开一辆奔驰车的感觉还好。日常的用度，我们通过大搞家庭副业，也由入不敷出，欠大批外债变为略有盈余。以上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以盖新房子为最具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一件事情。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物质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人们很可能会随之滋生不求上进、贪图享乐的思想，为此母亲特别重视家风家教建设。母亲经常给我们灌输为人诚实、与人为善、积极进取、知恩图报等等中国传统观念。她经常指着厨房门上私塾先生冯老写的一幅对联，对我们弟兄三人讲：“你们看这幅对联的上联是‘无熊掌味’，下联是‘有菜羹香’。我们家虽不像大富大贵人家那样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每天都有熊掌吃，但只要我们靠着自己的勤劳肯干，还是可以过上温饱无忧的小康生活，每天肯定会有浓香的青菜汤喝。”
优良的家教教风是一个家庭、家族的灵魂和底蕴，是其兴旺发达的精神保障，对家庭成员具有强大的规范与约束力。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
二、从相亲相爱的恋人到终身相随的伴侣——找对一个人就是找对一个家
母亲建国后上过学，读到高小，在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但从总体上看，母亲还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在她的意识中，还有着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时间证明，父亲是值得她终身相伴的人，没有辜负我母亲。
父母的一生是相亲相爱的一生。1962年结婚之前，已经悄悄自由恋爱了三年，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事情，一般婚姻都是由媒人介绍的。母亲家里开了豆腐店和金银首饰店，经济条件好。而父亲家，爷爷只是一个集体所有制饭店的普通厨师，奶奶是纯粹的家庭妇女，家庭条件远不如母亲家。对他们俩的自由恋爱，我外公经常横加阻拦，不同意。而母亲能顶住压力，她看重的是父亲好学上进、不惧怕任何困难的那么一股劲，父亲又为母亲的美丽大方、勤劳善良所吸引，即使上了大学、母亲仍是一介农民也不改初心。母亲在脑梗摔跤前四天，给我讲了一个父亲向他写求爱信的故事。母亲说：“在结婚前，我收到你父亲从大学里寄来的一封信，上面有一首诗：木目在心头，人在尔边留。丁字怀抱口，止在月上头。当时我看了这首诗，还不太明白，后来想了想，才知道这是首猜谜诗，谜底就是四个字：想你可肯。”这首诗，母亲记了六十多年。在她永远不能说话之前，才给我讲了这件事，让我十分震惊，无比感动。
我母亲这一生的经历，如果从时间上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之前是第一 阶段，1980年之后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夫妻长期分居，聚少离多。1960年到1965年，父亲先在南京医学院读大学，而母亲仍在老家沈灶乡。后来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盐城市人民医院，在那里工作了12年，直到1977年父亲为照顾家庭主动申请调到大丰县人民医院。后经三年的努力，于1980年，终于把母亲从沈灶乡卫生院调到大丰县中医院。从结婚到团聚，前前后后算起来，夫妻两地分居达18年之久。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因为两地分居、离多聚少而感情疏远。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母亲经常晚上到公社邮电局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当时邮电通讯业极度不发达，由乡镇往市里打长途，等待的时间少的半个小时，长的要两个多小时，线路忙时，有时还会白等。那个时候，母亲坚持每个月都要给父亲打一次电话。
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爱他，死了以后依然爱他。有3件事足以证明。一是怪我离家太早导致没有看上父亲最后一眼。事情是这样的，2020年12月23日，三弟给我打电话说父亲病重，希望我赶紧回家。等我24日由北京赶回大丰时，父亲经过抢救已脱离生命危险，但是状态不稳。就这样，我一直呆在他身边到2021年1月2日。这时，我看到父亲状况有所好转，能正常对话，再加上单位有急事催我赶紧回北京，我就和父亲母亲告辞。母亲说父亲可能是回光返照，希望我能再多呆一天。我说单位领导已经催我返京了，她也只好同意。没想到1月3日，父亲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未果，于上午10点半去世。得到消息后，我于当天下午赶紧从北京赶回大丰。到家后，母亲已哭成泪人，埋怨我没有听她的话多呆一天，父亲的最后一眼也没看成。二是有关父亲遗物的处理。按照老家民间风俗，逝者生前衣物都要烧给他。对此，母亲坚决反对，一件都不让烧，说：“这些衣服，不能穿的，放在那里还能留个念想；能穿的，儿子们都应该继续穿上。”比如父亲的围巾、衬衫等，我都时不时地穿戴。第三是哭坟。2021年4月5日，这天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两个弟弟、姐姐，以及一些亲朋好友，都到父亲坟上祭扫。因担心母亲的身体，我们不让她去，她还是坚决要去。墓碑照片上的父亲依然是那么慈祥亲切，一如生前那样，透过冥纸焚烧引起的烟雾，看起来还是十分清晰。见此，她在坟上恸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老头子，你也把我带走吧。”没想到一语成谶，4月9日母亲就倒地不起。这一天，离父亲去世日，不到一百天。
父母的一生是互帮互助的一生。1980年，母亲从沈灶乡卫生院调到县里工作后，先在县中医院当煎药员、仓库保管员，后到县人民医院供应消毒室工作。她工作认真，一丝不苟。1996年，她55岁退休后，就真正成了家庭妇女，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我父亲的饮食起居。2004年，父亲突患心梗，到市人民医院装支架得以抢救过来。2013年，父亲又患上了肾衰竭，必须每周去医院做两至三次血液透析。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父亲，母亲操碎了心，经常到病房探视，并做好可口的一日三餐。后来，父亲于2021年1月3日去世，她也不堪忍受打击，因脑梗倒地再也说不出话来，因为真正能陪她聊天的那个人已经不在。
三、从近在身边的儿子到远在他乡的游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母亲这一生，共生了我们弟兄三人，后来又将我大舅舅家的表姐接过来当养女。对表姐和我们弟兄三人的教育、就业、成家，她都一视同仁，操了许多心。
在教育方面，对我的学业母亲特别重视。1965年，她在乡间开始当耕读教师，一边务农，一边在乡村小学教书。我当时才三岁，她就把我带到一间佛教寺庙改建成的教室，跟其他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似懂非懂地读书。她经常说：“儿子，那时候你很淘气，经常把班里学生的铅笔抢过来，然后塞到墙洞里掰断再还给人家。”那时，她让我写字，我不肯写，她就拿课鞭打我的手心。一个字写不好，就罚写一百遍。我家盖成新房子以后，她对我们弟兄三人的学业抓得更紧。这时候她虽然不当老师了，但依然在每晚乡卫生院政治学习结束回家后，检查我们的作业做得怎么样。后来我在1977年考取沈灶乡中学的高中部，母亲一边祝贺我，一边又疑惑地询问我：“儿子，现在已经恢复高考了，你对高考有信心吗？你认为在乡中学能学出名堂来吗？”我说把握不大。第二年，正逢父亲从市人民医院调到大丰县医院，她便督促父亲把我从乡中学调到县中学（这是全县教育质量最高的中学）上学。父母达成一致共识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比给孩子什么都重要。给子女盖再好的房子，留再多的钱，都不如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以终身受益，在社会上得以安身立命。为不辜负母亲的期望，我到了县中学后学习更加刻苦，语文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里还有两件往事值得写一下。一是高考前送粽子。记得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前几天，还在沈灶乡下的母亲7月5日上午专门亲手包了几个糯米大粽子，风尘仆仆地坐公共汽车送到县人民医院宿舍来给我吃。我不解地问她，现在端午节都过去了，怎么还吃粽子？她说粽子谐音是“中子，即高中儿子”的意思。这让我很感动。从乡下到县城，两个多小时，粽子早已凉了，母亲赶紧放在铁锅热了一下，拿给我吃。轻轻地剥开青绿色的芦苇叶子，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乳白色的糯米向我露出微笑。沾点白糖，我轻咬一口。嗯，故乡沈灶野鱼塘的粽叶香就是这个味。乡愁亲情顿时涌到心头。但是，很遗憾，那一年，我没有考上。我坚持第二年再次参加高考。而母亲也坚持第二次在高考前给我送了粽子，对我考上大学的期望依然坚定。这一年，粽子终于发力了，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大学。第二件事，就是当个人事业发展与子女受教育相冲突时，母亲把孩子的教育看得更重。1977年，父亲由市人民医院调到县人民医院时，初来乍到，免不了要受到个别土生土长的医生和院领导的挑剔甚至打压。因此，我父亲对由市医院调到县医院的决定产生动摇，甚至埋怨过母亲。这时母亲对父亲讲：“凡到一个新单位，总有一个熟悉过程，不光自己要熟悉，别人也要熟悉你。不能因为一时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你从市里调到县里，从长远来看是利大于弊的，一是可以照顾家庭，二是可以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受教育条件。况且工作与照顾家庭、孩子，这两件事情看似矛盾，其实也不矛盾。只要你坚持下去，做好自己，大家会慢慢接纳你。另外一方面，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会有更好的前程。你的选择没有错，不要后悔。”事实证明，母亲是富有远见的。经过一两年的磨合后，父亲在县医院站稳了脚跟，成为大丰外科界的第一把刀。而我也顺利考上了大学。如果我还在乡中学读书，是不大可能考上大学的，就不会享受到党和国家恢复高考的政策红利。
不光对我的教育抓得严，对两个弟弟的教育母亲一样抓得紧。老二平时学习比较认真，但临场发挥失常，最后竟然以一分之差落榜。看似可惜，但危中有机。1988年，中国工商银行大丰支行招收行员，优先录取高考落榜生，从高分往低分选。他便顺利进入银行工作，这样的工作在当时的大丰也算是很体面的。三弟高考了几次，都未能如愿，就业后母亲仍然逼着他在职继续学习。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上江苏职工大学。
在子女就业方面，父母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并且富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比如，我1984年从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当中学老师。父母亲也认为，中学老师这个岗位很适合我，并且劝我安心工作，好好教书，不要误人子弟。但考虑到1983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研究生考试，只因外语差4分而落榜，心有不甘，想在工作之后再找机会考研。通过考研这个捷径，谋取一个事业上更好的发展空间。母亲支持我这样的决定，但前提是不能耽误眼下的中学语文课程，要切实处理好本职工作和继续深造的关系。后经过努力，也加上自己运气好，遇上好的导师，我才如愿考上北京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高校教书，二是到机关工作。我原本意愿是到高校教书，作为曾经当过教师的母亲认为我本来就是教师出身，中学也是教书，大学也是教书，相同的方面太多，人生应该多一些体验，进机关对我这个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也未尝不是一个机遇。我便听从母亲的意见，进了机关工作。在中办工作21年之后，又于2010年经组织选派交流到福建工作，一干就是10年。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厦门、福州，母亲时刻牵挂着我。特别是我初到厦门工作时，有许多的不适应，母亲一直关心、鼓励我说：“刚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不适应是正常的，后面就好了。”还让姐姐打电话给我，说了许多勉励安慰的话。
在成家方面，母亲对我们弟兄三人的恋爱、婚姻、家庭非常关心，但是关心不等于包办。她结合自身的经历，强调恋爱自由。我们弟兄三人全是自由恋爱，婚后也很幸福，她还帮着我们弟兄三个照顾孩子，不厌其烦。
四、从一家到多家，乃至乡里乡亲——能帮忙的都帮忙
我们一家自小就生活在沈灶乡南巷子自然村，这里有我的很多长辈和很好的邻居。在住茅草房时期，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帮助照顾。比如，房子漏雨了，我们就会暂住到外公外婆家，家里阴天缺少柴火了，也向外婆借。上文说到的，通过摇会筹措资金盖房子的事情，也表明淳朴乡民对我家是有恩的。新房盖成后，当时农村没有自来水，吃水都要靠到离家近两公里的大河边肩挑回来。我年小力弱无法挑水，二舅舅便经常主动帮家里挑水，每次都要十几担才能把家里的大水缸装满，解决了我家吃水的大问题。母亲经常叮嘱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凡亲朋好友帮过你的忙的，都要记在心上。
母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得。比如，我的小舅舅自幼聪明，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但赶上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后想高考没有机会，只能回乡务农。看到小舅舅身单力薄干繁重的庄稼活，母亲很心疼，便向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将她的乡村代课教师资格转给小舅舅。这样，小舅舅便能发挥他的数学天赋，在小学做数学代课老师，也免去了他一时无法承受的农活的艰辛。再比如，我二舅舅家盖房子，母亲在经费和建筑材料上也多多少少给予了支持。至于我大舅舅一家，母亲对他们的帮助力度是最大的。其大儿子的建房、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就业、大女儿的工作、二女儿的婚姻等等问题，我母亲都督促父亲找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予以解决。至于父亲这个家族系列的人，母亲也注意平衡，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说，叔叔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在城里打工时，经常会到我家吃饭，母亲每次都会热情招待。我三爷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叔，因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而下岗，生活出现困难，母亲也督促父亲给予适当救济。
1980年之后，我们举家由乡里迁到城里居住，但同村同乡的老乡需要寻药就医找到县医院时，母亲也热情接待，让父亲帮忙。
母亲这一生乐善好施、积善行德，生前就被众多邻里乡亲尊称为“我们的二姑娘”。她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特别多。
五、从耕读代课老师到人民医院正式职工——为社会服好务才能真正支撑起家
母亲常说当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固然可以，方便为家庭做好服务保障，但是没有经济收入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一是会把所有的财政压力放到男人身上，二是女人也很难享有独立的地位和尊严。
1965 年至 1967 年，母亲由于她识文断字，具有相当于现在初中生的文化水平，便向乡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当耕读老师，发挥她的一技之长。所谓耕读就是半耕半读，开学时教书，学生放寒暑假时务农，所得的报酬不是发现金，而是记工分。所带的班级是复式班，包括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教的是语文、数学等基础课程。由于当耕读老师时教课教得好，1967 年 9 月至 1971 年 8 月，母亲又被人民公社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选为乡村代课老师。所谓代课老师就是不需要再务农，收入也不再拿工分，而是没有正式编制的全职老师，可以拿工资了，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好了起来。但是教书的地方是在离我家比较远的双龙村（后来转为九龙村），当时公路没有村村通，加上母亲也不会骑自行车，往返学校和家里之间的六七公里路，都需要她用脚步丈量。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要出发，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回到家，可以说是披星戴月。母亲经常会关照我说：“我回来比较迟，晚上记得要用煤油炉煮馒头片给弟弟们吃。”整日奔波，虽然辛苦，但是为了补贴家用，她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后来为照顾我小舅舅，才将她的乡村代课教师资格转给他。
1971 年 9 月至 1980 年 8 月，母亲经人介绍推荐，到沈灶公社卫生院当勤杂工和食堂职工。先为临时编外人员，后因表现好转为正式职工。在我印象中，母亲这段时间最辛苦，特别是在当勤杂工期间。勤杂工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卫生院的清洁卫生，除了扫地还要负责清洗手术后的针头针管和纱布，并进行消毒。春夏秋三季因为气温较高工作还不算太辛苦，一旦到了隆冬季节，她就必须把这些手术后的纱布以及病人出院后换下来的枕巾床单被罩拿到靠近卫生院的湖边，把冰砸开后，在冰冷的水里清洗。有一天，我从小学放学后到医院找不到母亲，同事说她在湖边洗衣物。我赶到湖边，看到母亲正蹲在湖边，用生满冻疮的大手在刺骨的冰水里漂洗衣物，特别心疼，让母亲不要再干了。母亲仰起头，撩了撩略显凌乱的头发，笑着对我说：“儿子，不干活哪来的钱用呀！我如不干，还有人等着抢着干呢。”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有出息了，一定要赚很多钱，不让母亲干这样辛苦的工作。
1980 年 9 月至 1985 年，母亲为了与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团聚，便申请调至大丰中医院，先任煎药员，后担任仓库保管员。这一工作较以前的工作来说就不那么辛苦了。1985 年至 1996年，又调至大丰人民医院，在供应消毒室工作。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既熟悉，工作条件又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母亲这一生为革命工作三十一年，长期在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两个领域默默奉献，当过最底层的乡村教师和最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即便如此，她对待任何工作岗位，都认真履职、倾情投入，一丝不苟、不辞辛劳。在当小学耕读教师和代课教师期间，没有任何临时思想，认真备课，因材施教，而且注重教书育人，培养出了许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在乡镇和县两级医疗机构工作的时间较教书职业，年头更长，而且辛苦程度加重，手洗过大量外科手术使用过的带血迹的纱书和住院病人使用过的衣物，手煎过无数的中药汤剂，使用高压锅消毒过许多针头、钳子等医疗器材。一生从事两种性质不同的职业，但与开发民智和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其初心和主观动机，在那个特定的艰难岁月，无疑是挣钱养家糊口，把孩子拉扯成人，但在客观上确实也为大丰的教育事业和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母亲安息吧！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此时此刻更愿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在那里，因为有了父亲，你就不再孤独；而父亲有了你的照顾，便可以衣食无忧。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会一直思念你，守护好这个家。你和爸爸在那边好好的。（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