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更生：我写《妈祖研覃考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就陆续研读妈祖文化典籍，参与一些妈祖研讨活动。做为妈祖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我对《妈祖文献资料》《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迷信”、“存疑”和“纠错”三个阶段。

首先，起步阶段。对于权威强强联手打造的汇编资料的准确性深信不疑，认为其“安全系数”应该有保障。因此，为了省时省工，几乎是照搬照引；第二阶段，对一些经不起检验的“资料汇编”将信将疑，凡有可能稽考的，都信手予以校雠，以求无误。结果发现，无论是九十年代面世的《妈祖文献资料》，还是新世纪出版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湄洲妈祖志》，均舛误不少：不是个别的一两篇有错，而是几乎查一篇错一篇——少则一两处，多则七八处甚至十多处。匪夷所思的是，越是重要的核心文献差错越多：从廖鹏飞的第一篇妈祖碑文、黄公度的第一首妈祖诗咏，一直到明清多位皇帝撰写的碑记诗文，乃至刘克庄、郑和、施琅的重要妈祖碑文，均差错累累；连妈祖封号、《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序》和妈祖圣迹故事、《天上圣母经》等等，错讹如此之多，如此之广，真是难以置信——却又是白纸黑字，数百错处，不得不信！

再则，台海两岸陆续出版了一些妈祖典籍和故事译注本，也颇多误解和差错。诸如：把妆塑祖祠妈祖宝像的宋代“异人”，解作“‘夷人’，即外国人”；把官职“制干”，解读为“制造盾牌”； 把“徽宗宣和四年给事中允迪路公使高丽”，注为“允迪路：官员姓名。公使高丽：作为驻在高丽国的公使。”把香港大屿山的“大奚”，注为“在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中游段的别称”。把古琉球的中山国注为“今江苏溧水县东南的中山。”把城郊白湖“水市”，译为“出售生活用水的市场”；把“箍已断十三而桅不散”，译成“那由十三条铁环箍匝的桅杆，虽断了十二条铁环，桅杆却未散开。”……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诸多舛误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是以讹传讹，绵绵不绝。作为妈祖研究工作的热心关注者，以及《妈祖学刊》的副主编，我接触过相当众多的有关文稿，并且有一个痛苦的发现——直至去年、今年出版发行的《妈祖学概论》《纪念蒋维锬文集》《妈祖千秋》等书报，依旧搞错了元、清两个重要的妈祖封号；搞错了黄公度的妈祖诗句……由此可见，一些重要差错，如不及时匡纠，便会流传开来，连高校教授和著名出版社也难逃误讹阴影。

这也难怪，限于时间精力等等，无法对涉及的资料，一一加以查核检验。老实讲，如果不是退休之后时间较为充裕，恐怕我也会“拿来主义”，照抄了事——因为既缺乏时间，更缺乏相应的校勘资料支撑。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时间充裕，不是东奔西走、想方设法查阅那么多史料，我也不敢贸然做“名人名篇汇编”勘误这件颇具“颠覆性”、也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错误的资料比没有更糟糕。我国文史巨匠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曾经说过：“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

为了纠错订正，我用了一千个日夜，对600多万字的妈祖资料，翻阅泛览过一遍，对那些核心典籍则多看几遍，从中发现疑惑或差错之处；然后，进行更为艰难、深入仔细的查考、辨析工作，对所有的错处予以匡纠。而这需要立足大量的文献史料。首先，为了提高纠错的信度和效度，校本的选择务必精当；其次，为客观公正，避免片面与孤证，最好应该查考两种以上的不同版本。稽考校雠表明，古今编撰者、刻印工都不是万无一失的神，他们偶尔也会出现笔误、错认、误刊，所以最有效的匡纠就是立足上下文予以确认。如果不是这二三十年来有所积累，光凭三年时间恐怕是难以完成的。

回顾碌碌平生，如果要说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优点，自以为就是认真细致和刨根究底。这也许是几十年教师生涯历练成的一种职业习惯吧。“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凡事多问个为什么”，诚哉斯言！加上“快人快语、实话实说”的秉性风格，也许便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格调。我的所作所为，只在于求真务实，纠错订正，还原历史和典籍的原貌真容，以求对历史负责，对先贤负责，对当代乃至后代的读者、学者负责。为了恢复妈祖典籍的严肃性与纯洁性。

总之，我的这本40万字新书，归纳为4个字，就是“纠错订正”。但绝非针对某些个人，故意找茬。几十年教师生涯形成的职业习惯，就是对错别字“嫉误如仇”，如果要说跟什么“过不去”，那也只有一个——错别字。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书旨在“就文论文，对事不对人”。

（许更生交流邮箱ptsxgs@163.com。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