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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年龄加起来近两百岁的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这次他们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医患关系被称为当下中国最为难处理的关系,百度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患者家属无故殴打医务人员,还是医务人员误诊引发的医闹,都无法避免地将医患关系推上了火山口,随处随地都有可能爆发。 医患关系紧张至此原因诸多,存在着医生责任心不强等原因而造成的医疗事故,也有患者不配合造成的医闹,更有患者素质低下将责任全部推给医生,但无论哪种类型,再加上高昂的医疗费用、极不平衡的医疗资源,这些都在无形中助推着紧张的医患关系。 透过医患关系的种种,不难发现,当下的中国如果要实行“医患共同决策”,实在是跨度太大。医患共同决策,是指医生跟患者共同参与,双方对治疗的各种结局进行充分讨论,最后得出相互都能够接受的、适合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过程。目前我国仅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国民素质不能说一日千里,脱盲都处于攻坚阶段,毫无疑问基本的文化水平都没法完成,离“医患共同决策”的基础自然相差甚远,又何谈医患平等对话、共商病情? 当然,在医患纠纷难以缓解并螺旋上升的语境下,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院士提出的“医患共同决策”,的确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至少他们为解决好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在积极努力做着探讨,而且在他们所处的文化层次和思维角度来说,“医患共同决策”是个良方,毕竟很多西方国家的医院早就实行并推广,效果良好。 医患双方打开“话匣子”,诚心交谈,共商治疗方案。此情此景是如此的和谐和美好,但放在当下的中国,无异于海市蜃楼。有医生质疑: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了,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医生会“共情”、“共策”吗?只怕是“矫情”了。 有些东西与国际接轨是好事,有些事情却着急不得,比如国民素质的提高、全民享有平等的医疗资源、公正不阿的法治社会氛围等等。说到底,要想解决好当下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医患共同决策”是个理想的奢侈梦,还得另辟与当下配套的捷径,如深化医改、强化社区医疗、减少城乡医疗差距、分级诊治、依法办事等等。毕竟,当下医患关系紧张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医患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整个社会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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