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成书于明初考——基于袍服颜色的考查

三、袍服描写符合明初以前的习俗

绿袍作为公服具有很长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其代表的品级、隐含的意义也有所差异。明初以前，绿袍所显示的地位和品级较高，明代中后期则明显降低。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曾颁布律令，对公服的式样、颜色作出新的规定。由律令内容可知，身着绿袍着的地位大为降低，明代林尧俞等纂修的《礼部志稿》卷十八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袵。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见诸司职掌。[林尧俞等，《礼部志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7册第323页。]

徐溥等人编辑的《明会典》卷五十八也说：

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袵，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徐溥等，《明会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7册第612页。]

由此可知，明代洪武二十六年之后，穿绿袍者于官职中为最末等级，已经等同于没有品级的杂职。沈从文先生在《中国服饰史》中研究指出：

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至明代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黄、紫之外，玄色也在禁例。[沈从文，《中国服饰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8-130页。]

《水浒传》中不止一次出现紫袍，一直没有出现青袍，这与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有情况比较符合。另外，尽管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品级比较模糊，但却写到了寿张县令，绿袍正是县令的公服。李逵陪同燕青于泰山智扑“擎天柱”任原后，一个人来到寿张县衙，吓跑了县令，然后自己来到县令的后衙，“把绿袍公服穿上”，[施耐庵、罗贯中著，凌赓等校点《水浒传》（容与堂本），第1094页。]在寿张县乔坐衙。他戏耍衙吏，胡乱判案后，“把绿袍抓扎起，槐简揣在腰里”，[施耐庵、罗贯中著，凌赓等校点《水浒传》（容与堂本），第1094页。][8]1094回到了梁山，来到忠义堂拜见宋江，这时他仍然穿着县令的绿袍：

只见李逵放下绿袍，去了双斧，摇摇摆摆，直至堂前，执著槐简，来拜宋江。拜不得两拜，把这绿袍踏裂，绊倒在地，众人都笑。[施耐庵、罗贯中著，凌赓等校点《水浒传》（容与堂本），第1095页。][8]1095

寿张县令听闻李逵到来之后的慌张而逃，李逵则穿上绿袍，摇摇摆摆，假做斯文，并且将绿袍穿回，到梁山上参拜宋江，最后竟被踏残裂的绿袍绊倒，此段描绘庄重文雅与草率鲁莽之间形成强烈对比，颇为诙谐滑稽。明朝县令为正七品，小说如果成书于明代中期以后，则寿张县令的公服应该为青袍，但小说中却描写为绿袍，这显然与明代中后期的生活实际不相符合。

洪武二十六年的律令也明显反映在明代中后期的文献资料里，《金瓶梅词话》对此也有相关的描写。《词话》第四十六句叙述吴月娘、李瓶儿等人卜卦，其占卜结果也反映出明代官员的公服变化情况。

月娘道：“你卜上这位奶奶。李大姐，你与他八字儿。”李瓶儿笑道：“我是属羊的。”婆子道：“若属小羊的，今年廿七岁，辛未年生的；生几月？”李瓶儿道：“正月十五日午时。”那婆子卜转龟儿，到命宫上矻磴住了。揭起卦帖来，上面画着两个娘子，三个官人。头个官人穿红，第二个官人穿绿，第三个穿青。怀着个孩儿，守着一库金银财宝，傍边立着个青脸撩牙红发的鬼。[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香港：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第1219页。]

此段暗示了李瓶儿一生中的三个男人：花太监、花子虚及西门庆。由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装束可知，穿红者应是指花太监。西门庆受蔡京抬举提携，“居五品太夫之职”。[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789页。] 就官服来看，“西门庆穿着青绒狮子补子，坐马白绫襖子”，[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1007页。]他的同僚夏提刑则“穿着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915页。]综合《词话》中所写，可知吴月娘等人卜卦时“卦帖”中出现的“穿青”者当是西门庆，穿绿者则是花子虚。花子虚除了继承花太监的大量财产外，不过是个才智平平的酒色之徒，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身着绿袍的身份地位确实已比较普通。同时，西门庆职居五品，所穿是青袍，其袍色与《礼部志稿》《明会典》中所记制度要求相合。

隋唐以后至宋元之间，朝廷在新科进士释褐时往往赐以绿袍，从社会心理来看，世人也多以身着绿袍为荣，题名为曾巩所撰的《隆平集》卷三有记载说：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増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成间连岁放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曾巩《隆平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71册，第25页。]

南北宋之际的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也说：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王栐著、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

至南宋末年，新科进士释褐后仍以绿袍为服，元代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十有《赴省登科五荣须知》也有记载：

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刘一清《钱塘遗事》，丁丙等辑《武林掌故丛编》影印本第6册第3451页，广陵书社，2008年。]

此外，《武林旧事》卷二《唱名》一条所记更为详尽：

第一名承事郎，第二名、第三名并文林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同进士及第，第三甲、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襴袍、白简、黄衬衫，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前三名各进谢恩诗一首，皆重戴绿袍，丝鞭骏马快行。各持黄敕于前，黄旗杂遝，多至数十。[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3-44页。]

以着绿袍为荣的现象还可见于宋元时的诗文作品中，北宋状元郑獬为人志墓，撰有《慎夫人墓志铭》一文，文中正叙述了“绿袍荣誉相先后”的景像，文中说：

关彦长丧其妇，安陆郑某往吊之。彦长泣曰：“哀乎！吾妇之亡也。生无以与荣，今其死，奈何！幸子之来，其丐我十百字，以铭其墟而塞吾之悲也。”某诺之。明日，彦长走仆持札来曰……遇关试年，昆季皆登科，绿袍荣耀相先后，独吾为布衣，吾妇未常以此自愧……[郑獬 ，《郧溪集》，《宋集珍本丛刊》第15册影印本，第206页，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18]206

科举使一些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着绿袍便是改换身份的重要象征，其荣耀自是非同寻常。至国家危亡之际，绿袍则成为检验和衡量人物是否具有忠义爱国之心的重要标志。《宋史》卷四五二《吴楚材传》所记此事恰可作为注脚

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还其乡领村，纠集民兵。……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诱降，其众多解去。楚材走光泽，为人所执。……郡遣录事娄南良讯之曰：“汝何为错举？”楚材抗声曰：“不错，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官爵，今乃为敌用事，还思身上绿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为忠义所激，为国出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南良愧而语塞。[脱脱等，《宋史》，第10340页。]

由传文可知，吴楚材组织乡兵抗元，后兵败被擒，不屈就义。他所说的“府录”娄南良为南宋进士，后投降元朝。娄南良曾为宋代官员，后背宋投元。吴楚材“以身上绿袍自何而得”相责，使他“愧而语塞”，可见绿袍已是是否忠贞的体现。

然而，以绿袍为荣的社会心理在明代中后期比较少见。在明代中期的史料中，几乎没有朝廷赏赐绿袍的记载。文人也极少再以身着绿袍为荣，在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小说作品中，身穿绿袍者已甚不足道。《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游酆都胡毋迪吟诗》中“绿袍皂履”者是冥王麾下的“绿衣吏”。《警世通言》中第三十九卷《?福禄寿三星度世》中被刘本道一杆打落水中的“绿袍的人”竟是一只绿毛乌龟。身穿绿袍者降低为“绿衣吏”、绿毛乌龟，这可能反映了世人对吏治腐败的痛恨，但小说把他们描绘为地位不高的“吏”、为普通的人，确实也能体现出穿绿袍者已降落到了比较低的社会地位。

《水浒传》人物故事虽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作者的生活场景，衣服的颜色样式自然会进入作者笔端，从而成为今天考查小说成书时间的重要参照。小说曾写到宋江、柴进扮作闲凉官至东京看灯，章培恒、骆玉明二位先生研究指出：明初曾为闲凉官制定特殊服色，并进而认为“《水浒传》的写定则当为洪武或永乐时期”。[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0页]张同胜先生近来注意到：此书中颇多关于“红头子”“红巾”“红衣”的描述，这与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有着内在地关联。[张同胜，《水浒传的宗教记忆：白莲教的叙述与想象》，《兰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43-54页。]洪武二十六年是袍服颜色的意义发生改变的重要时间节点，小说的描绘遵从了此前的制度习俗，则此书的成书时间应如同章、骆二先生所说。如果说它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小说还让鲁智深、林冲、张清等人绿袍加身，这与小说实际表现出的对好汉们的赞誉实有所不称。（原稿见2016年第6期《文史哲》）

    本文刊登内容由作者授权发布，并不代表本网观点。如若转载请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