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外宗正司：南宋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重要政治力量

南外宗正司南迁泉州 

刺激消费提升生产力

宋金交战，赵宋皇族宗室大批南移。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9年），349名宗子及其家眷乘船从海路来到泉州。南外宗正司随迁，司署设在古榕巷内之“水陆院”中，在泉州存续147年。

在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泉州城考古工作队队员傅恩凤指着泉州南外宗正司范围复原示意图说：“当年南外宗正司所处的区域，唐朝时是开元寺前的一个放生池，周回四里，后于水池中间建了水陆堂，晚唐至北宋间扩为护国水陆院。宋室皇族迁来泉州后，改水陆院为南外宗正司。”

当时的泉州远离战火，社会安定，拥有便利的海上交通、丰厚的海外贸易收入，以及距离宋都杭州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赵氏皇族群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公元1129年到1232年，泉州南外宗室人员从349人增加到2314人，短短百年间增长近六倍。到了宋末，居于泉州的宗室多达3000多人。

南外宗正司在泉州的经费主要由转运使和当地各承担一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到了公元1232年，泉州知州真德秀上呈奏折讨论南外宗室支出提到，“泉州每年计出备俸钱、米钱14.37万贯”。

虽然宗室人员的官俸补贴增加了泉州的财政负担，但他们为泉州市场注入了数额巨大的消费资金，提高了生产能力，刺激了消费市场，促进了海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以造船业为例，北宋天禧末年，泉州尚未列入全国11处造船场年产量排行榜。而到了南宋，在海外贸易的带动下，泉州造船业发展已具相当规模，成为全国造船大户。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称赞：“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州明船又次之。”

从舶税收入看，从公元1128年到1134年，几年间，泉州舶税收入两百万缗；到了公元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两百万缗。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绍兴末，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每年大约在百万缗上下，约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五十分之一。

宗室11人任市舶司提举

主导海外贸易发展77年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为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宋朝“开洋裕国”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据统计，从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到南宋灭亡的147年间，共有11位宗室成员执掌泉州市舶司提举一职，累计主导泉州海外贸易发展77年。

泉州市博物馆研究员范佳平研究认为，“宗室成员在担任市舶司提举和泉州知州时，大多能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不断改变泉州官员形象，积极实施新的贸易政策，并受到中外海商的欢迎”。

宗室成员赵崇度任市舶司提举后发现，因各蕃商“畏苛征，苦和买”，故“至者绝少”，他与郡守真德秀共同铲除积弊，“罢扣买，禁重征”，经整顿，“逾年舶至三倍”“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泉州港逐渐恢复繁荣；宗室成员赵孟传任泉州知州兼市舶司提举时，整治对外贸易和港口通商秩序，打击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提升泉州对外开放形象；赵令衿在泉州知州任内，主持修建安平桥和东桥，将港口区与主要市场连成一体，促进城市商业繁荣……

为广招外商，扩大贸易，南宋朝廷批准在刺桐港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如赋予泉州“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特殊政策，对能招徕外国商船、增加市舶收入，发展海外贸易有贡献的市舶官吏和蕃舶纲首，政府兑现加官晋级等各种奖赏；降低关税，原本舶税，不分粗、细货物均为“十取其二”，在泉州市舶司申请后，朝廷将粗色舶货改为“十五征一”，细色依旧；市舶司每年举办宴会，犒设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

营商环境改善、优惠政策支持、庞大消费市场，吸引众多海外舶商来泉州贸易，泉州海外贸易版图不断扩大。

从对外通商国家看，据宗室人员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记载，当时与泉州通航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58个。海内外贸易商品更加丰富，从泉州输出的商品种类也多达60多种，除了传统的丝绸、瓷器外，还增加了酒米、乌铅、铁鼎、绢伞、腾笼等新品种。从各国各地区运进泉州港的商品有47项，包括乳香、沉香、龙涎香、鹦鹉、琉璃、象牙等等，其中香料和药材最多。

除了在政治上主导海外贸易发展之外，部分宗室成员直接或间接参与海外贸易。1974年在后渚港发现的沉船上曾出土96件牌签，其中19件标有“南家”，有8件标有“安郡”“河郡”“兆郡”“昶郡”等字，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牌签表明该船的贸易活动有南外宗正司及宗室人员参与。

此外，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现存的十方祈风石刻中关于宗室人员参与祈风的记载有九方。他们有的是市舶司官员、宗正司知宗、郡守，有的则是普通的宗室成员。福州市博物馆研究人员张春兰认为，“宗室是皇权的代表，大量的宗室参与海上贸易祈风，并将此勒石记事永传后世，本身就表明统治阶级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宗室与海外贸易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