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厦门大学因聘只有专科学历的知名学者谢泳为中文系教授曾赢得知识界的一致好评。著名批评家余杰更是将之与民国时期的蔡元培聘请中学毕业自学成才的梁漱溟为北大教授并提。然而我想，虽然同样是礼聘英才，两个时代的同一做法虽然都值得褒奖，却尚难如此类比。时代的气味不同必然给我们不同的观感，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土壤使之具有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这自由的空气可吸纳各种人才而不致窒息他们，而独立分子的存在又进一步深化了这自由氛围，所以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时才会说：“我梁某人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还不如陈先生的几张纸。”而今天的大学是“衙门化”、“市场化”的制度产物，“填表”、“考核”逼得教授们“出假书”都来不及，体制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到底是福还是忧？谢泳回答山西晚报记者的提问也很干脆：“我在太原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钱收入，让我如何养家糊口？人都渴望自由，但我们又不能脱离现实，在这方面经济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问题很清楚了――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首先是生存问题，人文知识分子岂得例外？然而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很显然的事实就是，人文科学不如理工农医，由于无一“技”可压身，相反往往被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冤枉之有？在古代人文知识分子从学大概只有倚重两条道路，最理想的当然是凭借殷实的家底能够心无旁骛地做学问，经济状况不好的只有求学入仕或成为某一政治势力的幕僚靠俸禄生活。这一点看看李白就很清楚了，李白年轻时家庭富贵，乃能学剑、学诗、学仙、广结天下英豪、遍览名山奇景，并成就诗名，到了老年被解职遣归，路上只有依靠朋友接济，不幸而死在途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当局的关系是如此微妙，即使他们骨子里不愿意与当局合作，表面上还是选择妥协而独善其身，因为在那些过去的时代，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当局合作就没有路子可走，“君子谋道不谋食”，其他的工作知识分子往往也不肯低头从事。

　　当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绝大多数被体制收编，进入一种既定的秩序，而被迫失去自由与独立，也是同样的逻辑。但自从民国呼吸到西风以来，知识分子求独立求自由的愿望也越来越强，以致不断探寻、尝试，慢慢地在体制之外也走上经济独立的路途。办刊物、办社团甚至组党，在民国已经是一个可资当代人参考的事实，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通过撰稿实现了财务自由，脱离了财务牵制的人文知识分子慢慢地开始松动与体制的关系，下海、办报、独立出书，慢慢培育出了久已无存的自由精神。

　　在今天，商业社会里就业的多元化选择更是进一步撬动了人文知识分子寄食体制的锁链。作家李锐多年前就高调宣布要离开作协，并籍此对中国特色的作协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王小波生前亦有辞去教职专职写作的日子。而作家韩寒更是坚决拒绝文联的邀请，凭借高超的赛车技术和文学创作，他面无惧色地写一手犀利的文章。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道路确实拓宽了，然而我们看到的转变依然十分有限。如果谋生之道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由于身上缀满不驯之气，宁可舍弃谋生之途而去，邓正来在北京地下室的十年正是如此，然而终归走到体制中去。

　　当前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大的挣扎莫如进入体制与蛰居民间。民间最有生气，诚如余世存所言，有一种“野”的精神。可是民间行走之艰难只有身体力行者知之，如果说生活的困苦是可以承受且有希望克服的话，知识分子尚可贩书、卖菜，那么对言论的钳制与资源的壁垒则是忍无可忍的。试问民间知识分子的书国内出了几本？民间行路何其难？昔者陈寅恪说“经商最妙”，愿上天尽快赐于我国之人文知识分子经商天才，使他们少一些围城内外选择的挣扎。 （黄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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