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

　　我个人认为，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打击了中国的内需。90年代农民净收入的年增速是80年代的一半左右(2003年以后农民净收入的增速是80年代的2/3左右)。几亿的农民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怎么可能不增加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呢？

　　第二，影响了技术进步。劳力密集产品的发展规律应该是最初是在沿海地区生产，然后逐渐地向内陆转移。那么，为什么30年来这些企业没有向内陆转移，还停留在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区？而广东的产品结构，80年代生产成衣，90年代生产电子，然后开始生产汽车，成衣却还在那儿生产，没有转移出去，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就要回到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讨论。

　　在任何国家，地理上最能够流动的因素，不是劳动者，而是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两亿的流动人口从内陆省份迁徙到广东、浙江、江苏。作为广东的企业，劳动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着劳动力相对的成本下降，资本相对的成本上升，它们肯定更愿意去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企业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去提高技术、资金的使用。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移动，实际上是中国企业经过30年改革还停留在简单加工制造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金融体制对研发的影响，资金成本太高，民营企业很难搞研发。在这种情况下，有理智的企业家，肯定选择那些技术最简单的、劳力最密集的产业。

　　有些学者认为外资的技术垄断或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支持不够等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我觉得这都只是很次要的原因，根源还是在农村问题上。这方面也可以讲一些我的亲身经历。过去这两年，我主持了一个叫做“中国实验室”的项目，就是安排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MBA学生去给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做免费咨询。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民营的高科技公司，结果发现这些公司几乎没有管理可言，都是创业的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有的企业营业额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还是没有基本的财会和人力资源制度，大部分决定都是老板随便作出的，而且很多创业者对当今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刚开始，我对此非常吃惊，觉得这种企业未来在宏观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一定会出大问题，但后来想想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国的公司实际上只是“代工厂”，它生产产品时只会考虑如何降低成本。这些人只会跟着过去的既定模式前进，所以对环境变化是缺乏应变能力的。但反过来想想，在过去几十年的运作中，这些工厂的门口每天都有无数人在排队找工作，对企业家来说，既然有那么多廉价的劳动力可以雇用，那为什么要费力去建立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或者投资开发新技术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农村的问题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我认为中国经济具有二元性特点：城市是政府经济，农村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发展城市经济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力量，而发展农村经济则主要依赖了市场的作用。在时间上，前者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80年代的发展战略。

　　中国农村从来都应该是改革的前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庞大，还因为农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创业能力和精神。农村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有加倍的效益。这个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状况谈起。我个人认为，农村地区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保留着创业精神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而前苏联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和价格，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民营经济和个体户几乎绝迹。但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政府没有也无法完全根除私人经济。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业精神。例如在“文革”期间，农村依然残存了自留地和非正式的自由贸易集市。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叫《青松岭》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讲的就是有些农民经常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交给国家。现在想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事情当时在城市是很难看到的，只有在农村才存在。

　　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效果并不好，原因并不在于休克疗法本身，而在于它是在一个没有创业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的。前苏联有将近7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工业化非常彻底，已经失去了农民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无法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原因。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农民非常具有创业精神，即使经济改革不是那么激进，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国农村所留下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资本。

　　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会带来严重后果

　　我对中国现在所进行的全部依靠政府力量的城市化非常担心。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就是土地的价格很低，土地归国家所有，一级市场全是被政府垄断的。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水泥，如果土地价格很低的话，建筑成本就会很低，这就刺激了开发商的投资热情，也加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巴西曾经用15年的时间进行“强迫工业化”，采取的手段跟我们中国非常相似———农民大规模的移民，土地价格很低廉，政府用政治的力量保护开发商，保护工业家的开发，创造工业园区。巴西得到了十几年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最后经济迅速跨下来。而东亚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是土地私有化引导的。比如在台湾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一批台湾的富翁中很多都是农民，他们变成富翁以后，要么用土地的收益去创业，要么他们自己变成开发商。中国现在说走中国独特的路子，其实跟拉美非常相似，造成的问题也非常相似，金融危机、企业竞争能力不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等等。

　　前几年我和国内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般都不以为然。但现在外需垮了，而中国20年来被外国投资者赞誉的史无前例城市化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内需，现在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了。要正确面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回到以人为本的80年代的政治经济模式。（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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