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最近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是将教师转化为公务员，第二是逐渐淡化重点中小学直至取消重点学校，以实现教育公平。前一点的发言引起了公众的热议，而后一点看法却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朱院士的建议其实涉及到了教育的两类主体，即教师和学生权益的公平性保障。将教师转化为公务员着眼的是教师本位，建立对教师权益的刚性制度保障，值得引起重视。而取消重点中小学，着眼的是学生本位，在我看来，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

　　由政府出资为民众提供诸如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被认为是民众的社会权利，这一点在国际范围内已逐渐成为共识。既然接受义务教育是一种权利，那么就必须保障权利实现的普遍性和公平性。普遍性强调的是，共和国的公民必须人人都能享有某些社会权利；公平性强调的是，民众必须同等地享有权利。在我国，九年制中小学教育是义务教育的范畴，最近几年来，义务教育的普遍性保障有了很大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就近上学也逐步得到解决。但公平性这一点还存在巨大不足，具体表现为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以及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之间所获得的教育资源不平等。

　　造成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学尤其是小学的教育经费很大比例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由于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导致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认定了一些重点学校，经费投入向这些学校倾斜，又人为地加剧了同一区域内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的不平等。

　　设置所谓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目的，很令人费解。很多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民工子弟一起上学，这固然可以理解，可人为设定重点学校，将弱势阶层的子弟屏蔽出去，却是制度性的不公。事实正如朱院士所说的，“父母有钱有关系，就可上重点小学或是中学，上好学校与家庭背景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家长和学校诉求的相互强化，导致重点学校越来越强势。上重点学校，不免成为有钱或有势人家子弟的专利。因此我愿意认为，重点学校正在逐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

　　由制度和人为造成的巨大的教育不公，实在是不应该继续下去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其实也不难。如果将义务教育经费全部归由中央财政承担，全年的义务教育经费按照当年的适龄学生人数，核定一个人均经费数量，根据学校的学生人数，将经费划拨给学校，这一困境也许就会迎刃而解。

　　或许有人担忧，取消重点学校会不会形成教育的大锅饭。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如果学校按照学生人数来获得经费，那么学校之间就会展开吸引生源的竞争，教育水平高的学校，就会吸引更多的生源，进而获得更多的经费。竞争的结果，是各个学校会竞相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最终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会大致保持一致，生源流入也会大致均等化，这才是教育经费的最有效利用。

　　“重点学校”应该在竞争中产生，而不是人为地认定。就此而言，朱院士提出的取消重点学校的建议，是一个颇具合理性和操作性的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