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魏明伦直言不讳地对赵本山小品《不差钱》提出了质疑，“我没看出小品的名字和内容有什么关系，小品《不差钱》，但在其他地方差得就太多了。这完全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小品！”因此，他提议剥夺其一等奖。（2月8日《西安晚报》）

实事求是讲，这个小品确实有瑕疵，如主题不够鲜明，个别人物的形象欠丰满等等，但是否如魏明伦所说的“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小品”呢？鄙人不敢苟同。

谁说小品的名字和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小品的情节始终是围绕着一个“钱”字展开的，赵本山想请老毕到苏格兰饭店吃饭，由于手头带钱不多，所以只好买通小沈阳，请他帮忙，于是演起了双簧，收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随着情节的发展，最后还是在“钱”上做文章。小沈阳说：“我总结了一下，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这人的一生啊就是这样，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没睁，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在他看来，“钱乃身外之物，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人死了钱却没有花掉。”赵本山说：“还有一个比这个更痛苦的呢，是人活着钱却没了。”从头至尾没有离开一个“钱”字。

赵本山说：“今年农民丰收了，不差钱，有的是钱”，他口口声声说“不差钱”，但又舍不得花钱，甚至自带蒜头、野鸡做菜，能省就省一些钱，显得十分“小气”，这种崇尚节俭、反对铺张的品格，有啥不好？他对于“钱”的理解并不“出格”，“钱”（物质）是生活的基础。“人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条件，他简直没法生活，更说不上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正所谓“一钱逼死英雄汉”。没有钱，没有了生活的来源，你说痛苦不痛苦？在这里，赵本山确实说了大家都会说的大实话。

小沈阳收一百元小费实属正常，并非他受贿贪财，可他后来又说“钱乃身外之物”，正是在前后言行的自相矛盾中，他那可爱、质朴、幽默的性格特征才鲜明地凸显了出来。至于说他收了钱之后就是满嘴的假话，看不出还有什么人品。我看恰恰相反。按理说，他捧了老板的碗，就得为老板干，但只因他早已看透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看透了老板唯利是图的本性，所以当他一看到“穷老汉”想省钱请客，便想方设法帮他一把。这种助人为乐的品格不是值得提倡么？这不是对那种大吃大喝的恶俗文化是一种有力的讥讽和鞭挞么？其实，对那些大老板来说，少做一笔买卖，不过是区区小事，（“出卖老板”之说何从谈起？）能成全农民一桩心愿，却是件大事。再说，如果小沈阳不善意“说谎”，这个小品还有什么包袱和笑料可言，还能演得下去么？

早在1929年，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批评。译附记》一文中指出：“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是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真切的批评，就要实事求是，顾及全剧，并且顾及作者的主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而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才较为确凿和客观。既然剧作者强调该剧取材于所见所历的“现实生活”，为何偏要说该小品“没有任何生活依据”？至于抓住小沈阳和赵本山关于“钱”的一问一答，就武断地说它“表现了中国人丑陋无比的财富观”，这简直是空穴来风，无限上纲！小沈阳说：“钱乃身外之物”，何错之有？赵本山说了没钱的痛苦，有啥不对？一谈到钱便“丑陋无比”，那么，热衷谈论“脱贫致富”，岂不更是离经叛道？

真切的批评，必须以理服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才于作者有益，才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孩子洗过澡，只能倒掉脏水，如果连小孩也一起倒掉，岂不荒唐至极！该剧确实存在着一个“道德指向问题”，为了一夜成名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下跪巴结，但正是有了这种“指向”，才使这个小品能有力地击中了时弊，具有极大的现实批判力。

真切的批评，就要摆脱文坛是非和人事的羁绊，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做到真诚和说真话。当然，文艺批评有各种的表述方式，但不管是那种式样，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民众的接受可能与接受乐趣。否则，就容易陷入不切实际或虚无主义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