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是英明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从大航海船队的组建起，他就在指挥、协调和支撑着这一伟大的航程。他指令在福建、江浙、广东诸省造船，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大规模组织瓷器、丝绸、茶叶等出口货物的生产和运输，保证了下西洋物资源源不断地供给。同时，朱棣还开始组织编纂《永乐大典》，疏浚大运河，将北平改为北京，大规模营建新的宫殿。

郑和下西洋壮举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首先，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强大。李约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我国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还有1.4万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早在汉唐时期，先民们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化，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早于明朝，海外许多地方已有零星的中国移民和商人。郑和下西洋，全面打通了中国前往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树立起中国在海外的威望，为华侨开发南洋创造有利的条件，许多人居留下来，成为华侨，之后有更多沿海居民来到这里。

郑和下西洋，以和平为主调，“和顺万邦”“共事天下太平”，这点与西方列强截然不同。尽管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但没有也不想成为“海上的霸主”，没有去侵占、掠夺。大航海返航时，都有外使随船来华，多时竟达千人。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有东南亚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还将“体魄托葬中华”，作为世代友好的象征。如永乐十八年（1420）古麻刺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刺义亦敦奔来华朝贡，归国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厚葬于闽县，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象征。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等。在非洲等地，也留下许多遗迹。

福建是海洋文化的发源地。《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考古发现的3800年前武夷船棺，沿海一带的独木舟，说明福建海洋文化源远流长。福建因山多田少人众，先人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化。宋元时期福州、泉州成为重要的造船基地，泉州港口“涨潮声中万国商”。在郑和舟师出海和返回的必经之地长乐，大量船匠、水手和贤士随郑和出海，继而移居海外，时至今日长乐市旅居海外的乡亲已达40多万之众。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历史，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应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今天，我们观看这部电视剧，品味这一段辉煌而苦涩的历史，一定能得到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