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据悉，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车养家糊口。

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博士生，这无疑是当下极其罕见的教育佳话。在这背后，既有一个淡泊名利者对学问的执著以及令人赞叹的学术功底，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言：“现在搞古文字的教授，实际上没有他(蔡伟)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更有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与一所大学不拘一格的胸襟，为了招收蔡伟，复旦研究生学院专门去了一趟教育部作沟通……遗憾之处在于，一旦某个故事成为佳话，事实上也意味着它在现实中只能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往往不可复制。换言之，“蔡伟佳话”必然很少，而像蔡伟这样的优秀人才却可能有很多———将他们阻挡在研究生招生体制之外的，一是学历，二是英语。光这两条，就让很多优秀人才与深造机会失之交臂。

这让我想起美术学教授、博导陈丹青愤然出走清华大学。让他感到不可忍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优秀，却因政治、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与无缘进入陈丹青门下的优秀学子相比，蔡伟幸运得多，因为复旦给了他导师自主招生而无需经过统考的特权。

然而也不难发现，正因为现行研究生招录体制的僵化，才凸显蔡伟经历的“佳话”；而在正常体制下，他现在所得的只是他多年努力的一种应得结果而已。

因此，“蔡伟佳话”如果只被解读为“大学代代相传的气度和精神”，而不去直面和反思蔡伟之外大多数人都在被动承受的体制弊端，则任何过度的褒贬或阐释都会显得无意义。

蔡伟幸运地破格读博，应成为拷问和反思现行高教体制中不合理规则的一次契机。在这个意义上，“蔡伟佳话”不应该只是一个励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