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原因，虽然尚未经证实，但它来自署名举报地方政府的信件，我认为基本可信，不然，居当下之中国，署名者恐怕难逃“跨省追捕”罢。地方政府迅速发布如此一个不人道的政策，既不听取民意也不诉诸法律，其毫无执政智慧令人惊奇。然而坊间指出，杀狗政策源于官员的个人遭遇，民众一下子也就能够心领神会了。再谈什么狗的生存权和公民的养狗权都是扯淡了——官员也是人，人家也知道这是权利，但：我说了算。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历来有台上台下两套逻辑，黑河杀狗通告只不过是台面上的动作，其公文通告照旧引经据典，把能够化为己用的法条、规定一一摆将出来，弄出一副依法行政的样子。黑河的领导干部不知道，依法行政的姿态基本上是摆不出来的，它只能扎扎实实做出来。当地政府的喉舌《黑河日报》刊登的公告显示，杀狗政策由公安局、兽医局、城管局、卫生局四部门联合出台。不怕流氓坏，就怕流氓有文化，此之谓也。

　　领导干部为了逞一时意气，兴师动众摆这么一张依法行政的POSE，很遗憾，不仅未能如愿，只换来了民众的讥笑和不信任——地方官员挥动权柄为一人两人而谋，竟如此容易，基层政府形象何在？韩寒讽刺道“幸亏郝会龙同志远在黑河，万一他调到北京，估计我们都活不成了”。

　　不过，既然已经曝光了，黑河杀狗想必是杀不成了。但黑河杀狗，罪不在狗与黑河，其罪恶渊薮在于“领导”。“领导”在中国，是异于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的小物种，但是小物种有大能量，万万不可小视。克里玛依大火中，最可耻的这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是“领导”面目的卑鄙宣言，林嘉祥案中，这句“我是交通部派来的”完成了“领导”这个小物种的身份确认。

　　只要“领导”健在，“黑河杀狗”、“玉娇刺官”这种小把戏，恐怕隔三岔五就会重演、改版几回。等着瞧好了。 （黄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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