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难分家，随着香烟消费税日前作出调整，记者也从市场上获悉，《白酒消费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可能在7月初实施，酒企税额可能会提高一倍。广州市经销商最近一周已开始囤货，主要涉及五粮液、水井坊等名牌产品。（6月23日《广州日报》）

尽管白酒消费税提高的消息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但是传言之盛肯定是无风不起浪。此前有关部门强调说，烟草消费税不会提高烟价。但是公众仍然对白酒消费税推动酒价上涨充满担忧。这一点从经销商囤积名牌白酒、茅台酒早有断货现象中得到佐证。

在我看来，提高白酒消费税尽管可以为税务部门堵漏增收，但是其负面效应不可忽视。白酒增税，酒厂与经销商肯定不会白白承受经济损失，白酒消费税的负担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喝酒人的头上。这除了增加普通酒民的经济负担外，还会增加公务接待支出，增加纳税人的负担。说到公务接待用酒，自然让人想起前不久曝光的假茅台酒事件，虽然两家驻京办声称自己是为商家代购茅台酒，但是假茅台酒事件无疑揭开了公务接待腐败的盖子。在现实官场生态中，高档烟酒腐败问题屡见不鲜。如果禁酒令得不到落实，堵漏增收获得的一点白酒消费税，从公务接待这只大漏斗中漏掉。提高白酒消费税的意义除了多掏普通百姓腰包，增加纳税人负担外，根本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提高白酒消费税还不如整治公款吃喝腐败，落实禁酒令。到底该如何落实禁酒令呢？经济学者焦建国认为“要让官员们‘小气’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我对此表示赞同。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包括高档白酒在内的公务接待腐败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监督与处罚措施比较疲软，难从根本上动摇公务接待腐败的根基。

依我看，要落实禁酒令，关键在约束财权与人权。比如，紧缩公务接待财政预算，实行“谁签字、谁负责”的制度，对于接待理由不充分或者超出标准的接待支出一律由签字人埋单。再比如，对违规吃喝官员严厉问责，直至摘除官帽，追究法律责任。

如果禁酒令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公务接待腐败，官员出于高昂的违法成本，也会有所顾忌，提高白酒消费税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