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巡视员的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7月15日《南方都市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马上就能想到另一个更有名的“人口准入制度”，提出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人口准入制，是要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的建议，应该算是对人口准入制度的具体化，准入的标准划得很清楚：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

迁徙自由，就业自由，人人平等——关于人口准入制的批判已经很多了，我无意在此再次重复。值得玩味的是，人口准入制的始作俑者张惟英是法学硕士，发扬光大者曾添贵更是曾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平等、自由、人权这些基本的法治概念，想必两位应该还是清楚的。为何在应对实际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是满脑子的权力主义？

当然，作为个人，任何人都拥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正如任何人都拥有自由迁徙于国内的权利一样。我们不能在主张一种平等和自由的同时，却又侵犯另一种平等与自由。为此，我从不怀疑这种引发公愤的观点，在提出者本人可能恰恰是基于某种理性的思考——对于康德所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之自由，我是完全赞同的。

关键不在于作为委员提案或参事建议的观点本身有多么骇人，而在于这种观点背后迎合的可能是某种政府思维。比如人口准入制度，北京有关部门曾给张委员答复，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这充分说明张惟英的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恰恰是“聪明”地迎合了某种官方思维。同样，广东正在强调搞产业转型升级，要大力减少外来工，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曾添贵参事的建议，显然正是为此而提。

作为个人的政府参事提出什么骇人建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会不会吸收采纳；而公众大分贝地表达出愤怒与不满，想必也主要是说给有关政府部门听的。我们知道，政府部门总有超越市场规则规划城市的冲动，好像只要规划出一个高素质的外来劳动力群体，然后通过诸如禁止高中学历以下人口进入之类强制举措，就能够达成所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市场才是真正的用工主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主显然要比政府官员更清楚。一定是先有什么样的企业后才有什么样的劳务市场，而不是相反。

市场自会有自己的用工选择机制和淘汰机制，政府部门假如要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式“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有违法治精神，在事实判断上也绝对的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