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外语新政的公共治理之惑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近日推广“外语新政”，要求昆明市公务员必须学习5门外语，同时掌握计算机和普通话。这3项水平的高低都将作为公务员升迁与考核的凭据。(8月4日《广州日报》)

昆明公务员的“铁饭碗”很难端。不要说50岁以下的公务员，就是记忆力较好的年轻人要学好这些知识，也有些吃力。

诚然，公务员的多语交际能力愈强，普通话和计算机掌握得越好，越能体现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也更能做好本职工作。但是，公务员只是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的办事人员，只要其熟悉本业的业务，掌握工作流程，遵循制度法则，确保做到德、能、勤、绩、廉，就已经称职了。也正因为如此，《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考核有严格的规定。昆明的“外语新政”，将5门外语、电脑和普通话纳入到公务员考核范畴，会不会有僭越《公务员法》之嫌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僭越或者侵凌，恰恰折射了这种公共治理的瑕疵所在：偏离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偏执追求公务员个体的能力素质。这种治理，追求的是能人治政，而非依法行政，其治理内涵依然难脱人治情境。而且，公务员们将过多精力耗费于外语、电脑学习中，势必会影响正常的工作。一种治理有如许弊端，且不合法度又违人愿，这样的“新政”恐难以维持，更不能实现善治。

公共管理是一门科学，决策过程更是一门艺术。但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罢，评价公共治理应有三大原则：一是必须契合法治，既不能打法治擦边球，更不能侵凌法规制度；二是必须要秉承人性化管理，不能对个体权利构成损害；三是要有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昆明“外语新政”，除了清晰的官员个性，乏见法治共性和人文属性。这样的公共治理，在现实中能挣得相当的关注，却难以获得足够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