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家号”本只需14元，但一个稀缺的“专家号”经票贩子之手，竟会被炒至1500元，甚至更高价。如此，为挂个“专家号”，通宵达旦排长龙，在北京的大医院并不稀奇。(8月20日中新社消息)

当这样并不稀奇的一幕让北京卫生局的负责人吃惊时，武汉人估计都笑了。

这一笑含义复杂。因为近日本报也曾报道，“号贩子横行同济协和”，“一个专家号要卖300元，月收入高达近万元”，“记者暗访险被群殴”……原来京城也这样！如果心理学上所称的“痛感转移”真有效，号贩子横行无忌带给武汉人的痛感也许会稍稍减轻一些。但这种自我安慰的功效显然难以持久，只要回到现实，回到记者描述过的那个“大多数位子被号贩子占据”的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目睹“怀抱婴儿的妈妈被号贩子驱赶、患者必须高价买号贩子的号才能看上病”的场景，你一定会同意我们记者的判断，“他们的行为和吸血鬼并无差别”，并同样发出怒吼：是彻底改革的时候了，是重拳出击的时候了！

然而怎么彻底改革？北京卫生局负责人开出的方子是“开展实名预约挂号服务”，本报引述一位专家的方子是“政府牵头，多方齐抓共管”。可惜开方子的人本来就不太自信，北京卫生局负责人自己也承认，“实施预约挂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挂专家号难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问题的要害在哪里。中新社的消息中披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约178万个，但去年一年，包括大量外地进京患者在内，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无异于告诉我们，即使号贩子完全销声匿迹，也无法全部满足那些想看专家号患者的要求。也就是说，没有号贩子，人们仍然会为挂个专家号而通宵达旦排长龙；有了号贩子，不过是从中滋生了一个崭新的利益体罢了。有无号贩子，人们的痛感只是大和小，而并非有和无的问题。

不应低估那些非要进京看病人们的生活智慧，认为人家是小病大治，有意给北京添堵。一个常识是，尽管和北京人口相比，医疗专家仍然稀缺，但较之北京以外的城市，这里无论如何都是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资源集中之地的“吸力”总是无法抗拒的。

资源集中当然未必都是坏事，否则我们也不会建设这个或那个中心了。问题是这个集中应该如何形成，是自然的、按照市场需求配置的，还是其他？如果是按照“其他”配置各种优质资源，形成资源集中之地，诞生“号贩子”、“票贩子”等副产品，实在没什么奇怪。

哪里资源集中，哪里就有“贩子”，何独医疗卫生领域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