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为确保申遗成功，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目前遗产地保护正面临困境。(《人民日报》8月24日)

这是一则让人尴尬的信息：贵州荔波“拼申遗”之下，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可贵州荔波背后的申遗困境仅仅属于当地吗？一些地方热衷于申报，其意不在保护，却在争取国家下拨的保护经费。有的为了申报文化遗产名录，强行制造“民俗”。还有的地方申遗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产业，把文化遗产开发成一个个旅游项目，以民俗风情为卖点的旅游项目遍地开花，使许多“文化”走形变味。“拼申遗”的背后揭示了一种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病：重申报、轻普查，重效益、轻保护，而其背后的申遗困境，则是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

在笔者看来，贵州荔波“拼申遗”是“中国式申遗”的典型缩影，更显现了当下地方政府的一种“权力叙事学”。首先，贵州荔波“拼申遗”的权力叙事在于，这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求，而人为创造“文化遗产”的典型。其次，贵州荔波“拼申遗”的权力叙事表明，地方政府只对那些能够申遗成功的下工夫。据说，存在这样一条规则：能评上世界级的、国家级的全力支持；能上省、市级的，适当支持；什么都评不上的，基本不支持。这是“权力叙事学”的核心精髓所在。最后，之所以“拼申遗”，之所以趋之若鹜，不在于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为了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以及随之而来的知名度。如此一来，浪费多少钱，是不是有可能帮助“文化遗产”，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当然，也就出现了贵州荔波“拼申遗”的财务陷阱。

当下，我国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已经不堪重负，但在利益驱动下，管理者罔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危，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遍体鳞伤，近乎病入膏肓。当“中国南方喀斯特”和开平碉楼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时，我国就有六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尤其是“三江并流”，如果得不到有效整治，其称号很可能被吊销。如此“拼申遗”，如此“中国式申遗”难道不是一种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