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上海流传着一个传奇故事，一位已有10多年拾荒历史的74岁老人，在民警一次对流浪人员的清理活动中，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上海某厂的退休工人。10多年来，厂里已经为他积存了10多万元的退休工资，他在宁波老家还有一套动迁安置房空关着。但是，可怜的老人对这一切却浑然不知，他踟蹰于上海的街头，在垃圾筒里讨生活，过了10多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贫寒日子。长久的磨难，已使他的神经麻木，他连自己的身世乃至姓名都已忘得一干二净，在民警要丢掉他手中那个破烂的蛇皮袋的时候，他还死死地攥住不放，因为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当。多亏他遇上了一位好民警，细心地盘问他的身世，慢慢地帮助他恢复了记忆，与他退休的工厂建立了联系，他又回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怀抱，他也终于想起自己名叫楼和志。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故事。如今，楼和志已一扫原来蓬头垢面的灰暗形象，尽管他面对骤然改变的生活还缺少思想准备，还有点手足无措，但他已经穿着崭新的睡衣，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邻家大爷一样很有风度地在媒体的版面上微笑着向读者致意。报纸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将他的奇遇称为“忽然中产”，大学教授趁机据此对中产阶层作出一番很有学理性的分析，套用现在流行的句式，对“被中产”的社会现象表示出不以为然的态度。

楼和志的“被中产”是一出喜剧，但是他长达10多年的“被拾荒”却是一出悲剧，而造成这出悲剧的原因，也许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却暴露出了有关方面工作的粗疏甚至粗暴。当年，老人从宁波到上海来领退休工资，不料却逢工厂搬迁，回到宁波，却不料他的住所已被拆迁，老人一下子陷入不知东南西北的困境。也许我们可以埋怨老人过于内向，过于木讷，但是，一连串的问题却由此而产生：工厂搬迁为什么不告知退休工人？为什么不在原址安排必要的接待人员？至于宁波方面的拆迁，就更为荒诞，主人不在家，居然可以破其大门，拆其房屋？时光已经过去10多年，也许已经是一笔糊涂账，媒体也没有兴趣追究这个过程，但是，正是这种粗疏甚至粗暴的行为，导致了楼和志开始“被拾荒”。这样荒诞的事情，居然成为我们置身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面对这个老人，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楼和志拾荒的10多年，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飞速发展的10多年，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提高，但是，楼和志与这一切无缘。面对他，我们不能不检讨，我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到底缺少了什么？我们的社会犹如一列高速行进的火车，在带动强者恒强的同时，却把一部分弱者甩出了这列火车。我们对他们不管不顾，我们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却无视那些因各种原因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群，我们开着豪车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呼啸而过，对那些蛰伏在城市角落的边缘人群，坚硬的内心深处连泛起一点涟漪也不可能，我们甚至认为，那些因自己能力比较差的人被我们开动的火车甩出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

但是，楼和志的忽然出现，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种理论的荒诞，它折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隐藏在深处的一种痛楚。像楼和志这样的遭遇确实有一点偶然性，通过另一种偶然性，他得到了拯救，但是像他这样因各种原因沦为边缘化的人还有许多，而且他们不可能像他那样有“忽然中产”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把拯救穷人、拯救弱者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偶然性上，而是应该真正建立起一套覆盖所有层面的社会福利机制，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我们这列仍在高速行进的火车，不应该再抛下每一个人。(作者系本报财经评论员)